只有当积累了足够的价值使得负担有所值之后，群体才会容忍治理——从定义上讲，治理也即一系列限制。既然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才能被建构起来，因此这些规则的责任只能是跟随，而非引导。
尝试任何事，尝试每件事
《风格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Style）美国作者威廉·特伦克在《风格的要素》一书中确立了精确的英文写作规则，该书也被俗称为“斯特伦克和怀特”（Strunk and White）。——译者注是一本指导简明英文写作规则的小册子，但是在书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评论：最好的作家通常会摒弃写作规则。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成为清晰和简洁的典范。“八十又七年前”，这样的句式在当时已经不常用了，但是这显然符合林肯对讲话的设计。
同样，规则与设计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存在于社会化媒体中。规则通常是为服务保驾护航的，意在阐明特殊的限制和机遇，但是产生作用的社会服务也有一套内在逻辑，它比任何事先提供的做法都更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拥有的社会性工具能够塑造公共话语和公民行动，设计和使用这些工具的人已经加入到了政治哲学的实验一翼中。
我们可以为彼此创造机会的范围是如此广阔，与之前的生活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团体，没有任何一套规则或指南可以描绘出所有可能的情况。唯一最伟大的有关我们能从认知盈余里得到多少价值的预测就是，这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和鼓励彼此去试验，因为唯一能去尝试每一种可能的群体只会是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