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了一系列科技企业的创业家布鲁斯特·卡利（Brewster Kahle）曾经说过：“要想解决难题，必须先遇到难题。”提前对成功的后果进行防范会大大减少回报。一般来说，勇于尝新，敢于迎接相继出现的困难，比在没有遇到任何问题的情况下闭门造车更有效。
明晰即暴力
关于如何利用新形式的参与，我们已经了解甚多，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给人们讲，如果大家都参与进来，这种服务将为我们提供什么好处，并告诉他们规则是什么呢？为什么“负责任的市民”要用树立正向偏差这种既缓慢又痛苦的方式来改变文化，而不是简单地立个合约就开始呢？“我们将清理拉合尔市的市场街道，并用同样的方法让巴基斯坦变得更美好。在此签名，就表示你同意每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会出现在阿纳尔卡利参与卫生打扫工作。”
由此我们很容易看出，为什么靠人们的内在动机加上自由时间来做成一件事是如此的缓慢和充满不确定性。文化不是靠命令产生出来的。（在认知盈余的地盘里，命令几乎没有用处。）但是任务的关键并不是要完成某件事，而是要去创造一种让人们愿意去做事的环境。工作小组的管理难度通常会随着规模的增大而增加，一部分是因为规模越大，队伍中任何两个成员之间的紧张感会越严重，任何成员与整个团队之间权力的不平衡感也就越严重。就连最后有很多规章制度的社区，一开始也没有那么多条款。问题一出现就着手解决，就意味着不要等到非常需要时才去采取措施。
大卫·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我在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及社会研究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的同事，他在2004年一个关于群体和管理的演讲“明晰即暴力”中很好地总结了这一观点。
使用历史的类比法来观察，美利坚合众国于1776年建国，但是对于如今的美国人民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是在1787年才建成的，也就是如今在执行的第二部宪法制定的那一年。签署第一部宪法时，原北美13个殖民地不愿放弃各自的主权来组成一个更大的联邦国家，所以18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松散的竞争集合体。
到了18世纪80年代末，共同责任的缺失很明显地导致了这个集合体的薄弱，因此，一部新的宪法应运而生，仅列举其中两条作说明：责成每个州为国防效力。禁止州与州之间设置贸易障碍。新宪法产生了作用，虽然自其正式生效之后，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该宪法被无数次修订，但是从那时到现在的持续性从未被打断过。虽然，对于1787年宪法的所有价值来说，它不可能在1777年就被制定，因为在没有又一个十年经验的前提下，各州在那时并不愿意被彼此紧紧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