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盈余》革命的悖论(1)

约翰尼斯·古登堡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他印刷的《四十二行圣经》,这套令人惊叹的精美书籍成为了早期印刷品的典范。不过,这并不是他印刷的第一部作品,也不是他印刷过的数量最多的作品(他只印刷了不到200套《四十二行圣经》),因为后面这两项荣誉要归功于他印刷了赎罪券。

在天主教教义中,赎罪券可以被用来豁免已经被宽恕了的罪过所带来的炼狱之苦。天主教相信,罪过会增加人死后进入天堂前的等待时间。赎罪券是减少等待时间的一个途径,而得到赎罪券的方法是给教堂捐款。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很可疑,这种价值交换正在危险地向购买行为靠近,但只要以捐款的方式来换取赎罪的行为依然被允许,发放与接受赎罪券的欲望就会继续存在。

在古登堡的那个年代,赎罪券就是对该事务的书面记录,作为一种信物来确认持有人将来等待的时间可以被减少。教堂可以将权力下放给普通民众,让他们代表教会来发放赎罪券和收集钱财,发放者从这些收益中得到一部分作为自己工作的酬劳(乔叟在其作品《宽恕者的传说》[The Pardoner's Tale]中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赎罪券发放者的故事)。然而,赎罪券带来的收入被发放者的手写速度所限制了,结果造成了供求上的不平衡:世俗中需要的赎罪券数量大大超过教会能提供的数量。

到了古登堡这里,他申请了一笔贷款,进入了赎罪券印刷行业。通过将赎罪券的内容排版,古登堡能够大幅增加赎罪券的供应量,既扩大了市场,也增加了自己的酬劳。他在印刷第一本《圣经》之前,可能已经印刷了上千张赎罪券(有极少张还保存至今)。(有种说法称他为了保住贷款,以用于利润更加丰厚的赎罪券印刷,起初不得不秘密印刷《圣经》。)

如果你见过古登堡在15世纪50年代时外面摆满了赎罪券和《圣经》的店铺,你可能会认为印刷机是为了加强教会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而定制的。不过有趣的是,事实恰好相反。

古登堡的印刷赎罪券席卷市场。16世纪初期,德国地区的赎罪券倒爷约翰·太泽尔(John Tetzel),带着一摞摞已经印好的赎罪券想要横扫城镇,他的叫卖常被翻译成这样一句话:“金库里钱币响一声,天堂里的灵魂就回春。”赎罪券赤裸裸的商业用意,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激怒了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于1517年发起了对天主教会的批评,也就是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这个论纲起初被他钉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一家教堂的门上,接着被大量印刷并散布开来。马丁·路德的批评,伴随着被翻译成当地语言的《圣经》的传播,掀起了新教改革运动,同时也让教会(以及整个欧洲)陷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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