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见到最早的对认知盈余的成功利用，是在技术团体中进行的计算机编程工作，在那里，人们充分理解协作行为，参与的文化障碍少之又少。致力于类似Apache、Linux这样的开源项目的程序员，通常被定义为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参与的人。伯克利的一位政治学家史蒂夫·韦伯（Steve Weber），也是开源代码运动最伟大的历史记录者之一，在他的著作《开源的成功》（The Success of Open Source）中提到，不论是协作成本的减少，还是最终结果技术质量的提高，都不足以解释为何人们会选择参与开源代码项目。相反，大量的核心程序员必须“对整个过程持有积极的规范或道德效价（normative and ethical valence）”，也就是说，必须做出一个深刻的判断，认为社会性生产是发明软件的正确途径（这正是第5章中提到的多米尼克·弗瑞的观察的实际版本，程序员每天在实践的重新整合的价值受到文化的强烈影响）。
像开源模式这样的共同创造，已经散布到了其他非技术领域，比如拼车和病人互助小组，但公民意识、并非是自动从公民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在愤世嫉俗者眼中，任何业余者的参与非天真即愚蠢。（我年轻的时候，每当想到别人的兴趣爱好时，就会陷入这种对他人的轻蔑中。）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应该用这些可能性和参与的美德做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庞杂的话题，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充满诱惑。
但这样的话题永远都不会被真正讨论。如果你在网上搜索“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只会得到一连串无法打开的链接，因为社会不像群体可以有对话，可以作出决定，开展行动。公民价值不会因为社会的突然转型而凸显出来，也不会从个体行为中冒出来，公民价值反而是从群体的工作中衍生出来的，这些群体起初很小，但随着其规模和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协作圈、社区和实践的方式以及其他方面的群体方式都将得以不断优化。如果我们想创造新形式的公民价值，就需要去增强小团体尝试激发事物进步的能力，帮助下一个“同病相怜”这样的网站或是下一组“负责任的公民”的发起者们继续前进。以群体的形式尝试新事物，是迄今为止也是将来对社会化媒体最为意义深远的利用。
眼下价值的重要来源与其说是总体战略，不如说是广泛的实验。因为，对于下一个好点子会是怎样的，没有谁能有完全的把握。多达20亿的新参与者加入到媒体格局中，而这些领域之前是被一小撮专业人士所经营的，这给我们带来了迷失与困惑。当发生了这么多改变的时候，寻找绝佳点子的机会，就是让尽可能多的群体去尝试尽可能多的事物。未来并没有展现出任何上天注定的轨迹，事情之所以变得不同，是因为有人发现了如今有些事情能够成为现实，并且助力将它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