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企改起来还没有现在难度大。为什么？因为那时权力的油水不如市场大。重商主义大潮里，干部曾纷纷下海。改革坐失良机、半途搁浅后，下海的又都纷纷上岸了。为什么？因为市场的油水又不如权力大了。市场上官员唱主角而企业家跑龙套，许小年认为经济就没戏了。改革30年了，大学生又趋之若鹜地争考起公务员来，不是官本位驱动是什么？在市场与官场之间，国企的大半个屁股仍旧坐在官本位上，财大气粗牛皮哄哄的，谁能惹得起呢？不信你批评国企一句试试，人家有10条理由在那儿等着你呢。
所以，国内市场不公平的答案，非常简单：市场盛行垄断，缺少竞争。作为政府的嫡亲长子，大公子，国企继承了超经济、超市场的特权，也继承了政府多年积累的全部财产。国企财产原本是全民所有的公产，通过股份全民化还原产权，物归原主，本是一件顺水推舟的事儿——绝大多数国企已有了股份制外壳，把外壳坐实了即可。可是，这个物归原主的产权改革被绕来绕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口号多变，招术迭出”（周为民语）。33年前就开启了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设计蓝图，被尘封了，产权改革被搁置了起来。国企仍被政府牢牢握在手里。而与此同时，“仅仅从减轻、摆脱国家财政负担的目的出发”（同上），医疗、教育、住房这类公共福利却被甩包袱、卸担子似的卸责，由医院、学校凭借政府让渡给它的特权，凭借定价特权与收费特权去“创收”，导致社会福利机构横征暴敛，食利自肥，令大众备受暴利盘剥，深受“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这三座大山的重压。
国企走进垄断体制的安排，显然是走入了误区。但国资委官员曾辩解说，早在朱镕基当总理时，就停止了对于国企的财政补贴。断了奶，国企不就市场化了吗？这种辩解，很难说服谁。为什么？因为政府授予的专营特权是比财政补贴更持久、更稳定、更肥厚的生财之道。在土地、住宅、采矿、铁路、烟草、食盐乃至医院、学校等行业实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排他性专营，给予企业以独占鳌头、独霸资源的特权，正是财政断奶、停止补贴、把国企推向市场去创收的交换条件。什么交换条件？“让渡征税权”（卢麒元语）与收费权的条件。原先依赖财政补贴吃奶，像是隔着衣服间接啃纳税人，难免啃不多，吃不饱。而断奶后推进市场去创收，等于打开隔层直接吸食纳税人，反倒吃得更多、吃得更肥了，这不是事实吗？
还有官员辩解说，也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当年朱总理也不是没想到鼓励竞争。要么，怎么会在石化之外有石油，电信之外有移动，联通之外有铁通，四大银行之外还有个民生银行呢？这么辩解，也说服不了人。为什么？因为同一产权属性、同一特权派生的企业之间，不但构不成竞争，反倒会达成“一荣共荣，一损共损”的联盟。别说两三个寡头会结盟，七八个银行之间，不也结成了暴利联盟吗？所以，垄断是特权的产物，是自由市场与自由企业的天敌。垄断的形成不在于企业表面像不像个公司，而在于它的屁股是坐在官场上，还是坐在市场上？是靠权力挣钱，还是靠竞争挣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