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1日，法新社报道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当年2月份签署的涉及废除棉花补贴的新贸易法案生效，“标志着美国棉花补贴被正式废除”。这个看法后来被证明是表面化的。实际上，美国的农业法案每5年修订一次，被巴西指责的2002年的农业法案在2007年即将到期，而在2007年12月14日，美国参议院宣布通过新的2860亿美元的农业议案，议案基本没有修改未来五年的棉花补贴计划。
换句话说，巴西虽然胜诉，但裁决结果无法执行。巴西政府顾问丹尼尔·萨姆纳通过一项计量经济模型的研究表明，1999—2002年，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补贴，世界棉花价格将要平均提高12.6%，或是每千克提高14.33美分。这个结果对巴西而言自然是个喜讯，但是却要以美国棉花出口减少41%作为代价。美国怎会断己腕救他人呢？
四个利益主体的微妙关系
作为宏观调控的实施部门，国家发改委面临的局面是微妙的，这微妙的关系中涉及四个利益主体：棉农、棉花加工企业、纺织企业、国际棉商。
国内棉价和国际棉价就好像是相邻的两个池子，但是水位有落差，一旦将二者的隔离打开一个缺口，国内棉价的高水位就会马上与国际棉价的水位拉平。掌控缺口阀门的是发改委手中的进口配额。
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棉价与国际纺织品消费市场形成了默契：采用贸易壁垒的办法对中国纺织品出口设限，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需求萎缩”现象，迫使中国纺织品企业降价销售，从而增大中国成本压力。同时以低棉价“陈兵边境”加以诱惑。这种新型的“胡萝卜＋大棒”的策略对中国纺织品企业既拉又打，极大激发了纺织企业追求自由贸易、呼吁取消配额、扩大进口、降低原料成本的本能冲动。
2006年7月4日，国家发改委为解决棉花配额之争召集利益各方开了一个协调会，会议持续了一整天，但是分歧严重。最后有接近决策层的官员一锤定音：“总之配额肯定是要增发的，否则真的出现棉花缺口，纺织工业受到影响，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但是，增发配额之事立即招来棉花加工企业的反对。作为棉花企业的行业指导单位，中国棉花协会在自己的网站上为会员企业说话：国内棉花供应量足以满足需求，增发配额是没有必要的。
在一家大型纺织企业负责外贸的负责人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供需是否平衡，而在于价格差：“有每吨15000元的棉花我不买，去买每吨16000元的棉花，这可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