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讲到这里，下边请大家提问，直接站起来说或是递条子，都可以。
问：您刚才说到，边缘化的写作出名后很快就成了主旋律，那么，您是怎样保持自己的边缘性的呢？
这个问题，我已经反复地强调过，那就是要时刻记住我就是一个老百姓，尽管我的工作与泥瓦匠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想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自己抬举自己，要知道你是谁。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要力避用熟练的方法写作，这跟打球不一样。打球嘛，如果对方吃你的下旋球，那就乘胜追击，写小说恰好相反。我想每一个清醒的作家，都会有自己的追求。这种追求对我来说，就是希望能够不断地自我超越。
问：请谈谈您的新作《檀香刑》与《红高粱》之间有哪些内在的联系？
这两部小说都是历史题材的，《红高粱》的背景是抗日，《檀香刑》的背景是抗德，故事发生的地点都是高密东北乡，这是类似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檀香刑》是《红高粱》的姊妹篇。《红高粱》我最得意的是“发明”了“我爷爷”“我奶奶”这个独特的视角，打通了历史与现代之间的障碍。也可以说是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的方便之门。因为方便，也就特别容易被模仿。后来“我爷爷”“我奶奶”“我姑姑”“我姐姐”的小说就很多了。《红高粱》歌颂了一种个性张扬的精神，也为战争小说提供了另类的写法。但《红高粱》作为一部长篇，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结构，因为写的时候就是当中篇来写的，写了五个中篇，然后组合起来。《檀香刑》在结构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在语言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具体地说就是借助了我故乡那种猫腔的小戏，试图锻炼出一种比较民间、比较陌生的语言。
问：通过您的谈话，看出你十分重视作家的创作心态，那么请问您是如何保持宝贵的民间心态和民间立场的呢？
我刚才已经反复地谈过这个问题，那就是要时刻保持警惕。当然，我也并不认为作家必须跟苦难和贫困联系在一起。我们也没有必要刻意地去体验艰难，因为有意识的体验和命运的安排不是一码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老百姓，作家就是一个职业，而且这个职业既不神秘也不高贵。
问：请谈谈您在《檀香刑》里为什么要描写那么多酷刑？
酷刑的设立，是统治阶级为了震慑老百姓，但事实上，老百姓却把这当成了自己的狂欢节。酷刑实际上成了老百姓的隆重戏剧，执刑者和受刑者都是这个独特舞台上的演员。因为《檀香刑》的写作受到了家乡戏剧的影响，小说的主人公又是一个戏班的班主，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是在写戏，甚至是在看戏。戏里的酷刑，只是一种虚拟，因此我也就没有因为这样的描写而感到恐惧。另外，我在《檀香刑》中，有大量的第一人称的独白，那么我写到刽子手赵甲的独白的时候，我就必须是赵甲，我就必须跟随着赵甲的思维走笔。赵甲是大清朝的第一把刽子手，在他们这个行当里是大师级的人物，他是一个真正的杀人如麻的人，当我试着描写他的内心世界时，我就感到，杀人，在他看来，实际上是一次炫耀技巧的机会，是一次演出。因此，我之所以能够如此精细地描写酷刑，其原因就是我把这个当成了戏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