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下，作家千万不要把自己抬举到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尤其是在写作中，你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比人物更高明，你应该跟着你的人物的脚步走。郑板桥说人生难得糊涂，我看作家在写作时，有时候真的要装装糊涂。也就是说，你要清醒地意识到，你认为对的，并不一定就是对的；反之，你认为错误的，也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对与错，是时间的也是历史的观念决定的。“为了老百姓的写作”要作出评判，“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就不一定作出评判。
前不久，有一家关于环保的报纸让我给他们写文章谈谈我对沙尘暴等自然生态恶化问题的看法，我马上就想到了，北方草原的沙化和草原载畜量的关系。载畜量过多，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就要沙化。十几年前我到中俄边境，看到对面的草原草有半人高，真是鲜花烂漫，风吹草低，只有很少的几群羊在挑挑拣拣地吃草。而我们这边的草原，草只有一虎口高，颜色枯黄，好似瘌痢头一样。饥饿的羊群像鬼子扫荡一样来回乱窜。同样的自然条件，差别如此之大，完全是人为的。问题在于，我们这边能不能少养几群羊？牧民们的回答是，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草原变成了这个样子，但不养羊我们吃什么？我们不养羊你们北京人怎么吃上涮羊肉呢？我们也知道黑山羊对草原和山林的破坏十分厉害，但你们需要羊绒围巾、羊绒大衣啊。这就涉及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要保护环境，一方面那里的老百姓要活命，要繁衍。除非政府能拿钱把他们养起来。政府没有那么多钱，那他们就要伐树、放牧。你要让我活下去。你们可以呼吁保护珍稀动物，保护大熊猫，保护东北虎，但事实上在偏远地区有很多老百姓的日子比这些珍稀动物还要危机。许多得了重病的人躺在家里等死，谁去管他们？但假如有一头大熊猫得了急病，马上就会有最好的大夫为它医治，治好了还要登报纸上电视。一个作家写关于环保的文章，看起来是很正义很有良知的，但事实上你所代表的也只能是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我觉得，作家要学会反向思维，不要站在自以为是的立场上，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是作家就比老百姓高明。“为老百姓的写作”，因为作家自身的局限，很可能变成为官员、为权贵的写作。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也许就可以避免这种偏颇。因为你就是一个老百姓。从某种意义上说，“为老百姓的写作”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写作。这是有漫长的传统的。从鲁迅他们开始，虽然写的也是乡土，但运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视角。鲁迅是启蒙者，之后扮演启蒙者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谴责落后，揭示国民性中的病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居高临下。其实，那些启蒙者身上的黑暗面，一点也不比别人少。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
我想我可以大胆地说，真正的民间写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也就是写自我的自我写作。一个作家是否能坚持民间写作，有时候也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一般情况下，刚开始的写作都是比较民间的，但是成名之后，就很难再保持民间的特质。刚开始的写作，如果要被人注意，大概都要有些出奇之处，要让人感到新意，无论是他讲述的故事还是他使用的语言，都应该与流行的东西有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文学的突破总是在边缘地带突破”，但一旦突破之后，边缘就会变为中心，支流就会变为主流，庙外的野鬼就会变为庙里的正神。尽管这似乎是一个难以逃避的过程，但有警惕比没有警惕好，有警惕就有可能较长时间地保持你的个性，保持你的民间心态，保持你的老百姓的立场和方法。
我们可以想想沈从文的创作，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保持着真正的民间的立场和视角。他写那些江边吊脚楼里的妓女，如果是知识分子立场，那就会丑化得厉害。但沈从文却把她们写得有很多的可爱之处。因为他对这些妓女的看法与那些船上的水手对她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也没有把她们写成节妇烈女，但还是写出了她们在职业范围内的真情：“牛保，我等你三个月，你再不来，我就接待别的客人。”他写那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如果是用知识分子的立场，那这个家伙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流氓，但他在沈从文的笔下是那样爽朗、粗野和有趣。但后来沈从文成了名作家，他的民间立场就很难坚守了，他要对他笔下的人物进行评判了，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上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还是要努力地做。“知识越多越反动”，从文学的角度上来看，是有几分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