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混乱的决策与克林德(2)

冲突无处不在。从6月13日开始,在救援教民的旗号下或者根本就是出于憎恨义和拳的动机下,使馆卫队和在京的外国人开始主动出击,就连外交官也不例外。前面提到的北京饭店的瑞士老板沙莫夫妇组织了一些长期包房的外国人前去救援教民,他们在行动中打死了数十名拳民。《泰晤士报》的记着莫理逊在日记中说:“我们杀掉或者说宰掉了四十五人……我自己至少干掉了六个”。奥地利使馆卫队的柯拉中尉后来得意的说:“我用左轮手枪击毙五人,也没有看到一个能逃脱的‘天兵天将’”。

公使们也参与了这场攻击行动。14日,克林德看到拳民们在皇城根下习拳操练,便下令卫队立刻放枪,20多名拳民当场毙命。比利时公使姚士登刚刚来北京上任,他虽然心脏不好,身体孱弱,但也不甘示弱,他也亲自杀死了拳民数十人。就连身材矮小、有点神经质的赫德,那时候也成天在屁股后面吊着一把大号的左轮手枪。

外国人(包括外交人员)的行为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种被称为“猎取拳民的行动”发生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实在是令人感到震惊而不可思议。美国使馆卫队长迈耶斯在后来说:“当时我们意识到这些主动剿杀拳民、拯救教民的行动会更加煽起仇洋情绪,但当我们看到浑身受烧伤和砍伤的教民不断地逃到使馆区时,我们这些血肉之躯不能不向他们提供帮助,并将其他的教民从恶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来”。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迈耶斯的辩解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的这种行为显然大大超越了治外法权的范围并构成了对一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笔者并不想做过于深入的探讨,但必须指出的是,导致这种不可理喻的事件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清廷的治理失败所导致局势的完全失控。本该保护自己国民(包括教民!)的清廷被载漪等别有用心的人所控制,他们不但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去保护教民和控制局面,反而抱着自己的私心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也可能是他们的能力有限)。所谓“庸奴误国”,诚然如此!

康格夫人当时也记载道:“6月13日,义和拳开始焚烧外国人的房产;6月14日开始,使馆与外界的联系中断;6月15日,建于17世纪初的南堂教堂被烧毁,发生了暴行。在义和拳撤离后,使馆卫队派出少量士兵营救出数百名幸存的难民,他们被打伤或者烧伤。当天,使馆卫队在城墙上向义和拳开火,打死七名拳民。第二天(6月16日),使馆看到正阳门一带燃起熊熊大火”。康格认为联军进入北京是因为清政府没有尽到自己的保护责任,使得各国出兵完成本该由清政府承担的保护工作。公使们似乎认为这场暴乱将断送大清王朝,“看起来,这次因为自己的国民,清政府要在劫难逃了,王朝更替的脚步仿佛越来越快。”

在荣禄的影响下,清廷于6月15日发布上谕,“昨日夜间,城内各处焚毁如旧,且有奸宄从中煽惑,竟敢明目张胆,沿途喊杀,持械寻仇,间有杀害情事。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人心日多数惊,居民不得安业。辇毂之下,扰乱至此,若再不严行惩办,为祸不堪设想。着步军统领严饬各地方官兵,并着神机营,虎神营,各派马步队伍,添派武卫中军弁兵,会同弹压,加意梭巡;遇有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拿获,送交提督衙门,即行正法”。但此刻的局势已经难以控制,康格夫人说的正阳门大火便是上谕发布的第二天(6月16日)发生,当时大火“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前文曾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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