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列强的联合海军示威为后来事态的恶化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因为各国公使们认为这次外交的胜利完全是来自于武力的威胁，而由此也变得更加迷信武力。在他们看来，对于清廷这种顽固不化的政府，与其和他们进行耐心而有礼貌的外交谈判，倒不如直接施以高压来得更为有效。后来的事实证明，外国公使们在调派使馆卫队进京和西摩尔联军的入侵，和这次有关上谕的反复冲突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在另一方面，这次的事件也使得清廷对外国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涉报以了极大的戒心。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德国公然侵占胶州湾事件后，清廷为了在国人面前有所交代，必须在公开的场合以强硬的姿态维护已是伤痕累累的国家尊严。正如清廷在一道谕旨中指出的：“近来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傥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特别在“三门湾事件”后，清廷似乎增加了对抗外国势力的信心，虽然那次外交的胜利可能仅仅是出于偶然。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在戊戌变法被扼杀后，慈禧太后身边聚集了一批反洋务的守旧大臣，他们在不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下，往往激于义愤而反抗洋人的霸道，而多年的儒家传统则令他们感到民心民气的重要性，这多多少少会使得清廷在对外决策中偏离理性的轨道，由此带来的后果也将在后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以端王载漪为中心的满族亲贵小集团，他们在仇洋的同时，其实是夹带有自己的私利---这就是试图将主张维新并得到外国支持的光绪皇帝赶下台，他们利用义和拳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但他们对义和拳所导致的无序和混乱后果显然是极为无知。
另外，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异族统治的满族亲贵集团在甲午战争后名誉扫地，在面对外国势力的紧逼下又束手无策，这无疑会激起广大汉人的愤怒和强烈不信任。因此，清廷对于剿匪问题一时间也难以痛下决心，终究还是以区分良莠的办法安抚拳民，以防激起民变，最终形成无可收拾的局面。
令人咋舌的是，在这场危机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情况下，北京的这些外国公使们却并不为此感到担忧。在经过了几个月的紧张对峙后，在华外交官和他们的家属们当时最盼望的便是何时开始他们的暑期度假。日本使馆的武官柴五郎在给国内的秘密报告中说，他简直不能相信，公使们一方面表示对拳会的担忧，但另一方面却在饶有兴致地讨论到何处度假的计划；他们大谈租度假房的问题，同时又说要将在大沽口外的海军抽调一批使馆卫队进京，这岂不是成了笑话？好像是请使馆卫队进京留守，公使们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度假。
日本武官柴五郎以一个亚洲人的逻辑，推断出这些欧美外交官过于的幼稚而且各自心怀鬼胎。后来的事实也也证明，当时这些外国公使的确是对华外交的“门外汉”，他们对于之后的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