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的第三天，即5月11日，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收到朝廷发来的正式文件，他立即找川汉铁路公司主席董事彭芬、副主席董事都永和和总理曾培商谈解决方案。谈了很长时间找不到共识，彭芬等公司管理层遂前往省諮议局，找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商量，寻找解决办法。那时，民主理念、公司理念已经成型，商量的结果也就是尽早召开公司临时董事会，以合法程序寻求解决办法。
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筹备仓促，出席会议的股东并不太多，但在成都的省諮议局议员却全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对朝廷决定将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并没有坚决反对，经过讨论只是要求朝廷一定要考虑投资人的利益，一定要将公司历年花费特别是在上海钱庄倒账等亏损部分还上，他们的要求是偿还六成现金，再搭上四成股票，并把宜昌所存现金七百多万和公司陆续收到的股款，一律交给此次特别会议支配。显而易见，川汉铁路公司高层、股东及諮议局议员对于铁路国有化政策有点儿乐观其成，甚至认为如果能够趁此机会将这个路权交出去，由朝廷去办，未尝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总比将这个烫手的山芋老拿在手里要好得多。
四川官绅的乐观情绪只是单方面的，前提是清政府要将他们已经花费的、亏损的都要补上。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谈判对手是盛宣怀。盛宣怀算得上当时中国最聪明也最精明的人，四川人想到的问题盛宣怀都想到了，四川人没有想到的盛宣怀也想到了。四川人想从盛宣怀那里获取额外好处，一点门都没有。盛宣怀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四川人的要求，而且光明正大，理由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