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汉铁路的资本主要来自海外华侨,那既是他们的辛苦钱,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现在一个政策就要剥夺他们的权利,侵害他们的利益,确实伤透了这些华侨的心。海外华侨纷纷致电粤汉铁路公司,表示声援,坚定支持粤汉铁路公司,誓死不从,认为铁路国有的前提是政府有能力自己修筑、自己管理。现在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筹集款项自己修筑,更没有能力自己管理,就这样悍然要求人民让渡自己的权利,将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利转让给列强,这是绝对不能答应的。他们强调,政府向外借债,绝非国有,只是名义上的国有,其实是各国所有。这些宣示虽然与清政府政策本意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毫无疑问,华侨的宣示更容易激励人心,激起民众爱国护路的情绪。
股东大会的第二天(6月7日),粤汉铁路公司致电川汉铁路公司沟通情况,进行串联,指责朝廷铁路国有化失信天下,请求川汉铁路公司和其他公司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并就相关事宜多沟通多协商,彼此唇齿,务恳协力。
四川的反应较两湖、广东是迟了点,但四川的反抗情绪就像四川人一样,一旦惹毛了,却更为激烈,特别是因为哥老会的深度介入,因而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问题。
川汉铁路公司最初是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年初。稍后因为四川绅民一再呼吁争取商办,所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吸纳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又过了两年,完成公司化改造,1907年成为纯粹的商办公司。然而,公司改为纯粹的商办之后,其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四川省内的铁路如何修建,走向如何,先修哪儿后修哪儿,公司内部都吵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直至1909年年底,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方才勉强开工,但始终进展缓慢,至辛亥革命爆发,这条铁路修筑不过三十多里。
更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非常混乱。对于筹集到的资金,由于一直没有充分开工,成为闲置资金,于是使公司高层有机会挪用路款达三百多万元,甚至拿到上海各钱庄存款生息,结果没有生到利息,反而将本金损失达两百多万元。再加上其他各种损耗、各种开销,川汉铁路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已经花费、损耗了近一半。因此,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这项措施,对于川汉铁路公司高管来说,或许正求之不得,条件当然是清政府必须像对待其他省份铁路公司一样,收回路权,支付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换言之,川汉铁路公司其实并不真的反对清政府收回路权,只要能够将他们的亏空补回来就行。所以,清政府宣布了铁路国有化政策后,四川大致平静,并没有立即引发两湖、广东那样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