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宪先锋
在近代中国，严复是作为思想启蒙者载入史册的。他在甲午战争后向中国人翻译介绍《天演论》，从理论上为先前几十年只重视物质增长的“中体西用”背书，认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就是经济形态上落后于西方，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体制变革。至于其他，比如政治架构，严复在那个时代并不认为它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已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1895年之后的维新运动中虽然积极介入，也传播了许多西方新思想，但是并不认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许多观点。我们从他那篇著名的《拟上皇帝万言书》中，发现其主张就是一种君主主导下的政治渐变。他认为只要变化的方向对，就不要操之过急，要耐心地走下去，终归能够走上东西洋立宪各国的共同道路。中国不需要标新立异、超常规发展，不需要总显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大国就要显现出从容优雅的风度。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严复向来不以为然，他以为正是这对师徒的乱来，最终葬送了大清两百多年的江山。严复认为，假如康有为、梁启超不去鼓励那个少年天子匆匆忙忙进行政治变革，而是两宫和睦渐进改良，那么要不了多少时间，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待慈禧太后百年，等待小皇帝再成熟一点，许多问题应该不会继续成为问题，应该能够迎刃而解。
严复的思考当然不是事实，1898年之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年徘徊后，终于在1901年重回新政轨道。特别是到了1904年，中国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中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型的过程正式开启。这是中国政治的实质性进步，因而严复和那时主流社会的人们一样，很快从1898年之后对政治的冷漠转为对政治的热情，迅速转变成一个君宪主义者，真诚相信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唯一出路。
对于清廷的君宪主义呼吁，严复给予积极回应，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君宪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支援和学理依据。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后数次在上海青年会演讲西方政治学，对世界上已有和现存的国家类型给予细致点评，以为要救亡，就必须将中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因为只有在立宪体制下，民众才能通过议院轻而易举地完成和平变革，实现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宪体制下万世一系，永享国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