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大家都忘这事吧。包括出版商。我就一直没动手。”这句话与他对杰西卡的敬仰一样诚实。写稿子久了，总会有一个出版商开始怀疑你写的文章里的某一篇也许可以扩展成一本书。一封Esquire杂志转发的信引出了一通电话，电话又引出了一顿午餐，午餐又引出了一个出版合同，写一本关于……的书。他尽量把这个想法剔出脑外。即使在当时，他也完全没有写这本书的欲望，但他指望着合同与预付金--即使是很小的一笔数目--会促使自己完成任务。事实也的确如此，只不过热情只持续了一个月左右。之后则是半年的焦灼不安，直到他多多少少放弃了这本书，又回去给杂志写不痛不痒的稿子。当他听说他的责任编辑辞职的消息时，他暗暗庆幸自己白赚了那么一小笔钱。除了新任编辑的一通短电话，出版商那边几乎没人对他有哪怕一丁点的期望。他甚至不用退还预付金。完美。其间唯一的失误，就是在热情刚刚到来的时候，他告诉了人们他在写这本书。因此也就有了刚才这番对话。他解释说，他已经放弃了写这本书的想法。
“我不怪你，”杰西卡说，“写本书真是太难了。”那么多人，最终都会有意无意地让你觉得很难堪（很多人以为杰夫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但杰西卡总能让你感到还好，还算正常。好像她正把他抱在怀里，告诉他他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
“真的是这样，不是么？”他说，“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写书。那么你呢？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在给谁写关于双年展的稿子吗？”
“给Vogue，”她说。好吧，这是为什么要写书的原因之一。你能拿到这样的任务。当下，杰夫的敬仰之情迅速掺进了些许嫉妒，尽管除了一些小细节--旅行安排、稿费、以及文章的性质--之外，他们都为着相同的目的在这儿，甚至有着相同的经历。双年展就是这样：这是个确定的经历，完全被预先安排好了的，唯一不同的只是些微不足道的个人变数。你来到威尼斯，你去看一大堆艺术品，你去参加派对，你喝一大通酒，你心不在焉地说了几个小时的话，最后带着累积的宿醉、肝损伤、一本什么都没记的笔记本，以及感冒疮引起的最初的疼痛，你回到了伦敦。
大卫·恺撒加进了他们的对话，他是一个电影制作人（或者说，一个制作电视节目的人），还有迈克·亚当斯，Frieze杂志的编辑。杰西卡也认识这两个人。恺撒刚刚从沙特阿拉伯回来，“一个真正可耻的国家，唯一值得拜访的理由是了解什么是无法超越的可耻”。一个礼拜没有酒精的生活给他带来了深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