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回到书桌上，那时常出现的问题不断地冒出来：他还能这样干多久？每次，这个问题总是在他头脑里徘徊两分钟，最后，这两分钟会--被进进出出的电子邮件所打断--增加。天哪，这是种多么凄惨的挣钱方式。回到那段他的头发天然是这个颜色--甚至更深--的日子里，写这样的文章曾有种快感，或者至少看见自己的文章发表有种快感。他新染的头发把他带回到了那些年，让他意识到过去那相互牵连的十五年里，自己的进步有多小。他在这里，做着跟十五年前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即使这样，这没让他的工作更容易些，它只是变得越来越让人沮丧。像往常一样，他很费力地挤到离要求的字数相近的地方，而在稍加扩充之后，字数又过多了，他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文章缩短到要求的长度（而事实上总是比实际发表的字数仍然要多些）。然而，到了十一点钟他终于完成了，破咒了，干完了。作为庆祝，他喝了杯菊花茶--豪饮的日子就在前方--观看剩下的《新闻之夜》，惊奇地想着帕克斯曼的头发变得多么白啊。
明天他就要去威尼斯……更为紧急但没那么美好的现实是，他要去斯坦斯特德机场。有那么多航班取消或者人为失误的可能性--信号灯、指示灯、引擎--他留给了交通延误足够的时间，不过这次，什么也没发生。所有的事情都按照预期进行，他到机场的时候甚至还有空余的时间。这个国家经常发生伤害事故的交通系统如今被设计成了一个浪费你时间的机器，即使什么事故也没发生。在办理登记手续的队列里，排在他前面的是菲利普·斯班德，加戈西安画廊的主任，穿着他的奶油色西服--他标志性的奶油色西服--一副昂贵的太阳眼镜搁在他昂贵的头发上。
“垃圾杰夫！多么不让人惊讶，在这里遇见你。”
“你也是，菲尔。”
他在注视着杰夫的头发：“你看上去真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