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水平扩展提供补贴的政策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以汽车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给整个地球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成本。美国环境保护主义的鼻祖亨利?戴维?梭罗也是一位反对城市化的人士。在瓦尔登湖畔，他“突然变得对大自然中这一甜蜜而仁慈的社会如此地敏感”，以至于“想像之中的人类比邻而居的好处”变得“不足挂齿”了。著名的建筑评论家和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赞美郊区“公园一般的环境”，同时批评城区的“环境恶化”。
我们现在知道，郊区环境保护主义者已经过时了。环境真正的朋友是曼哈顿以及伦敦和上海的市中心，而非郊区。在几乎完整地于城市中生活了37年之后，我又不计后果地体验了郊区的生活，最后痛苦地发现：与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口相比，居住在树木和草地周围的大自然爱好者们消耗了更多的能源。
如果说郊区住宅的平均环境足迹是一只15码的徒步鞋，那么纽约一套公寓的环境足迹就是一只6码的周仰杰牌高跟鞋。传统城市的碳排放更少，因为那里的人们不需要大量驾车出行。只有不到1/3的纽约人开车上下班，而开车上下班的美国人达到了86%。美国29%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的人居住在纽约的五个行政区里。在美国所有的城市中，纽约的人均耗油量是最低的，因为纽约拥有广泛的回旋余地。能源部公布的数据表明，纽约州的能源消费量为全国的倒数第二位，这充分说明了纽约市公共交通的使用效率。
很少有什么标语像“思想全球化，行动本土化”这一环境口号那样愚蠢。有效的环境保护主义需要世界的视野和全球的行动，而非狭隘地旁观自己的邻居单枪匹马地试图阻挡建筑工人。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试图通过阻止新的建筑而使得我们的邻居变得更加绿色，但通过推动某些地区开发更不符合环境友好标准的新项目，我们同样可以很轻易地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灰色。加利福尼亚沿岸的环保主义者可能已经把他们所在的地区建设得更加美好，但他们正在通过推动从伯克利郊区向偏远的拉斯维加斯转移的新建项目而损害环境。前者气候适宜，乘坐公共交通设施十分方便；后者则到处是汽车和空调。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特别严重，那里的城市格局尚不确定，涉及的人口却要多得多。目前，大部分印度人和中国人仍然十分贫穷，还没有过上以汽车为基础的生活。即使在美国最为绿色的城市地区，汽车和家庭能源使用所产生的碳排放仍然要比中国城市地区的平均碳排放高出10倍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