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城市的身份认同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因此，居民拥有一种强大的动力来争取维持这种身份。香港人竭力要维持其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对应“共产主义”的中国内地；蒙特利尔人竭力要在“英语的海洋”中维持法语的地位；新加坡人竭力要在更大的和潜在敌对的邻国包围中维持其国家存在等。只要在竞争中不侵犯他人的基本权利，就没有理由批判这种为斗争所做的努力。
第四，城市有实质性权威来推行法律（如新加坡）、条例、地方法规，以及保护和繁荣其特别身份和精神的规定。作为城市国家，新加坡是极端的例子（受到其面积太小、自然资源缺乏、必须服从全球化“指令”等限制，新加坡政府还不能自由地就其认为的合适的方式立法）。中国城市通过户口（家庭登记体系）的手段而有力量决定谁有资格成为城市的正式成员，这不仅影响城市的性格，而且对人具有生或死的隐含意义（如天津在“大跃进”之后的饥荒时期那样）。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美国城市往往缺乏处理共同问题的权威，因为城市只能做州政府授权它们做的事，因而有助于使城市郊区化和根据阶级与种族把城市变成独特的社区。29更典型的或许是“中间”案例，像巴黎和北京的城市管理者必须面对若干重叠的行政管理机构，但（有时候）仍然能实施旨在推广城市精神的管理规定。
第五，城市拥有或者曾拥有伟大的城市规划者，他们用道德的、政治的或法律的权威来推行旨在利于实现共同的公共思想的城市改造计划。极端的例子包括从零开始产生的城市，如堪培拉、昌迪加尔，更近的玛斯达尔城——由福斯特建筑事务所设计，旨在建造“绿色”城市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试验工程——即使最小的细节都要从生态可持续性的角度来考虑。30本书中讨论的伟大城市规划者包括巴黎的豪斯曼男爵、纽约的罗伯特·摩西、新加坡的吴庆瑞、蒙特利尔的让·德拉波。这并不是说规划总是成功的，除非它们扎根于居民关心的某些潜在精神气质。把巴西利亚建设成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无阶级都市社会的计划，使得它比巴西任何一个古老城市呈现出更加无情的贫富分化。31让·德拉波把蒙特利尔打造成世界级中心城市的计划也失败了，因为蒙特利尔大部分人更多关心的是语言权利。
第六，一个外部机构如广告宣传活动或电影给城市贴上拥有某个特征的标签。与都市规划一样，这种努力往往只有在这种标签与人们心中，或都市风景中，已经存在的某些特征吻合时，才能成功。32巴黎成为“浪漫之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好莱坞电影的形象以及像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之类摄影家的作品，但这些形象确定下来仅仅是因为城市本身很漂亮，有利于人们的浪漫想象（正如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的，许多巴黎人反对这种形象概括）。
单独来看，这六个因素中没有一个必要或足以创造、繁荣一种精神气质，但每个因素确实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这些因素存在得越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试图开发或者繁荣一种精神气质的城市来说，想一想这些因素或许是有用的，或从反面来看，如果这些因素不存在或不大可能在可见的未来成为重要因素，关心城市发展的市民和城市领袖就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具有道德和政治重要性的事务上，比如，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