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街和讲故事
这促使我们为自己挑选的城市辩护。我们主要讨论能够从个人亲身经历的角度来描写的城市，使用亲身经历是为了更自信地谈论这些城市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流方式，我们也想展示自己的生活和道德观是如何受到牵连和改变的——被我们所在城市的发展所改变。人们或许能写出有关新加坡的体育或者耶路撒冷的爵士乐的精彩文章甚至书籍，但是这些城市大部分居民的生活可能根本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相反，不管喜欢与否，主流精神气质往往涉及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居民。蒙特利尔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必须深入了解这个城市微妙的语言政策，新加坡人也一定受到这个城市国家推动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的影响。人们很难想象一个耶路撒冷人会对宗教身份认同的问题一无所知。
我们选择这些城市也被更加“客观”的因素所决定。我们选择那些与当代政治思想主要议题有关的城市，也就是说，我们试图表现和优先选择特定主题，如追求经济财富（香港）和追求个人抱负野心（纽约）的城市会带给我们什么东西。换句话说，我们选择那些特别强调某些价值观和主题的城市，使得这些城市成为社会和政治意义的哲学思考对象。22从否定的角度看，我们抛弃了那些真的似乎没有表达主要价值观的城市，也就是说人们想了半天也很难提出这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应该是什么。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城市精神即使在那些稍微了解一点儿这个城市的人的身上表现得都非常明显。23
如何认识这些精神呢？作为大学老师，我们阅读过有关这些城市的很多东西，包括小说、诗歌、旅游指南等。我们需要研究每个城市的文化、社会、经济、规划设计，试图对这些城市的演变过程做出连贯的历史叙述。从原则上说，我们最好使用“硬”科学来描述价值观和城市。人们或许使用民意调查问卷或者价值观调查资料，虽然这样的调查往往是为了对比国家或者更大的区域而不是城市的。24价值观优先选择的另外一个标志是看这个城市在预算中是如何分配资源的：人们可以预测，在蒙特利尔，用来保护语言的预算比例肯定更高；而在牛津，学术和文化所占的预算比例更高。谷歌的点击率也可能是优先选择的标志，如“耶路撒冷和宗教”有九百万点击率，而“耶路撒冷和浪漫”只有一百万（当然，坦率地说，我们并没有期待这种肤浅的指标会改变我们的发现）。或许更重要的是，利用档案研究和城市规划者的解释来了解是什么价值观促使他们做了什么之类。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依赖这种方法，我们相信这种研究方法是重要的，也是值得使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