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气质能使得社会生活更具价值和趣味的多样性。一方面，不同的城市创造更加美丽多彩的人类画面，这是审美上的愉悦；另一方面，不同的城市给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可能形式增加了新内容，这是多样性的道德要求。有时候，在城市层面上能比在国家层面上更容易实现道德上的欲行目标：比如，虽然中国政府似乎不愿意采取能源保护的国家工程，如制订碳排放的最高限额，但中国若干城市竞相追求“绿色环保”精神，通过为绿色技术提供税收补贴等优惠措施（保定市是由太阳能提供电力的）；另外，像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也推广电动车。印度也是如此，新德里已经要求所有公交车和出租车使用压缩的天然气。在美国，旧金山正在重新修改其建筑规范，要求新建筑必须为电动车充电器做好准备，12而这样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是难以想象的。13城市还能实现其他目的。而且，拥有类似气质的城市有时候可以在国家领导人之上（或之下）进行交流，以便获得共同识，如在城市间分享保护传统建筑的想法和专业知识。14极富创造性的思想家提出了以城市为基础的处理问题的观点（比如保罗·罗默［Paul Romer］“承包城市”的建议，由国家联盟管理下的城市规模的管理区，帮助城市摆脱贫困的束缚）。与全球化时代保持竞争力的“命令”作斗争的活动在国家层面无法进行，但在城市层面往往可以实现。15
当然，全球化也有好的一面。它常常是资本、人员、商品自由流动以及对待外国人和“他者”的开放态度的同义词。谁能反对信息的自由流通，与远方的人进行更多交流以及全球团结的感情呢？谁能反对全球化为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们提供的众多经济机会呢？因此，我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具有不反对开放性和全球团结的精神气质的城市，如果其精神是围绕外国人恐惧症、种族主义和仇恨等建立起来的，我们就不感兴趣了。柏林曾经在不宽容的时代拥抱了世界上最凶恶的政权，我们不愿意尊重那种精神气质。但是当一个城市（和其他社会和政治实体）跨越了为居民提供最低限度的人权、基本生活必需品等（食物、饮水、住房）门槛后就是安全的，没有人被虐待、屠杀、奴役或遭到制度性歧视，那么，这座城市的主导性精神气质自然就有了值得尊重的理由。
尊重一个城市精神气质的观点最好地体现在“到了罗马，就按罗马人那样做”这句谚语上。一方面，从能量和经济上考虑，改变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是昂贵的，也会给居民的心理带来动荡。但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使我们通常反对体现在某个城市精神气质上的价值观，我们仍然尊重它的精神。16如果这种精神气质不为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而辩护，我们就相信它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特别价值观，帮助他们形成了集体的身份认同，维持了多样性和多元化，只要不过分排外，就存在尊重这种精神气质的强大理由。比如，对于香港这个以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为荣的城市，我们就没有多少理由去批评香港的经济不平等比高度尊重经济平等的其他城市更严重。17或者让我们考虑这样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宣称它有时候需要限制某种政治权利，在刚一听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可疑，但是我们需要保持对可能性的开放态度，即这种权利限制对一个缺乏强烈的国民团结意识而又需要摆脱贫困的国家来说，或许是必要的。类似的，蒙特利尔市强令英语区的商店店主挂上法语招牌或者耶路撒冷强令商店（和大学）在宗教节日关门并非没有合理性。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