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吕布:东方印象》序 言(3)

他在印度北部找到20多头家养的大象,到了仪式当天,国王、皇室成员和达官显贵们都坐在象背上的豪华轿子里前来。我到现在还记得斯塔尼斯拉斯·奥斯特罗罗(Stanislas Ostrorogh)男爵身着燕尾服的贵族气派,他头戴两角帽,爬到象背上时小心地避免身上沾上象粪。他对亚洲有着疯狂的热爱,对他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与北京相媲美。20世纪20年代他曾在北京居住,那时他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他也鼓励我去北京走走,也正是他帮助我获得了去中国的签证。我还在加德满都多次见到《五彩光辉》(Multiple Splendeur)的作者韩素音,她笔下的人物之一是一位大鼻子的法国摄影师??在加德满都度过一段时间之后,我重新上路,在多处稍作停留最后到达加尔各答,住了一年。孟加拉的艺术家们都非常热情好客,我与他们经常见面。我很喜欢画家帕瑞托旭·森(Paritosh Sen);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曾带给我拍摄采访的灵感;拉维·香卡(Ravi Shankar)曾在某些艺术家的家中或者咖啡店里演出,当时这些艺术家还不像政客们那样似明星一般受大众的喜爱。那时的政客们非常易于接近,尼赫鲁(Nehru)、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新德里会见中国政府代表团时,我甚至与几位印度摄影师一起,走到停机坪上距离他们仅几米的地方,完全没有警戒线把我们分隔开。   

在有些大城市,我还去拜访了亨利的朋友。信中一些被遗忘许久的名字又浮出水面。“到马德拉斯时,去看看山姆(Sam),他非常聪明,积极又细致,他是位社会学家,是唯一一个你可以问任何问题的人”,“到了尼泊尔,你会听人说起萨维塔(Savita)小姐,她会跳曼尼普利舞”。在喀什米尔,亨利也认识总理和当地“最好的照相机修理师”,这位修理师是位绝佳的朋友,他还努力帮助我获得了去中国的签证。“我立刻写信给穆尔克(Mulk)向他推荐你,告诉他你可不是世界上最差的摄影师。”   

离开城市,我便是一个人在路上。我妹妹曾在我出发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时候陪伴我,后来在伊朗爱上了一个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医生,随后回了法国。我很享受这份孤独,它让我摆脱了我在法国时的习惯和束缚,使我能够游历印度、中亚、中国、讲希伯来语的伊朗地区等地,沉浸在这些富饶国家的风光和人文生活当中。当我徒步行走的时候,脚下赭石色的土壤是那样柔软;而当我驾驶陆虎的时候,我则喜欢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慢行,微风吹着头发,手肘支在车窗边。渐渐地,道路上弥漫着的这种悠然也感染了我,在尼泊尔,轮制的交通工具还未出现,骡子或者男人和女人肩扛重物行走的步伐形成了独特的韵律;在印度,节奏则来自于白水牛拖曳着的大板车。这样的悠然和柔软给我了很多帮助,这种感觉与我的性格相得益彰,它让时间得以优雅地流逝。14世纪的一位教皇曾经说过:“看是灵魂的天堂”,这句话无论放在他的家乡托斯卡纳还是东方都同样真实。我越向前走,就越能看清处处闪耀在东方的这些曲线,这些饱满而圆润、性感而盛放的形状有多么和谐,在这里,时间仿佛停下了脚步,最简单的手势也有着典礼般的优雅;在太阳下晒干托蒂(dhotti2)的男人,手臂和肩膀延伸的线条如同一个个不间断的乐章,连奏的音符;无论是夜幕降临时大象在恒河里洗澡,还是纳高尔骆驼市集上的驼队走入轻雾,都能给我带来视觉的愉悦。   

有一天,在阿富汗的高地上,从早上开始我连一个人影都没见过,晚间不小心陷入一片沼泽。就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十几个人从一丛柳树后面冒出来,他们手拿木板和绳索,用有力的手臂开始对我展开营救,同时他们还给了我几杯绿茶。一小时以后,我得救了。一群成年男人和少年挤上我的陆虎,他们坐在汽车两旁的踏板上,把它变成了一辆公共汽车,一同前往最近的城市。

在这条只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才是世界尽头的道路上,我从未真正独行过,我遇到过一辆涂鸦成玩具一般的卡车,一支骆驼商队,一位带着熊的茨冈人,一位老人和他头裹缠巾的驴子,一只顽强穿越道路的乌龟,一位用只在伊朗才能看到的蓝色涂料涂刷房门的农民。

无论在夏天还是冬季的夜晚,在万物陷入茫茫黑暗的乡村,我总能找到一张床,这种在东方随处可见的“绳编床”(tcharpoi)用木条做框架,中间绷紧交错的绳索;总能在一间茶馆(tchaikhane)或是招待所找到咖啡喝。这些国家的人们都是在马背上、路途中度过大半人生,所以没有人对我的出现感到惊奇,而我也常常在几位下棋的老人陪伴下用餐。夏季的夜晚凉爽而甜美,几乎处处都有小溪在潺潺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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