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印象
1955年的秋天，当我驾驶乔治·罗杰（George Rodger）老旧的陆虎向东方出发时，我从事摄影师的职业已经差不多两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旦走出了这一步，一切便已成定局：我开始了这些年流浪的生活。作为年轻的工程师，实习一个接一个地做，公司一家接一家地换，尽管家人在努力地帮助我，我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也逐渐拿我没了办法??我曾采纳卡帕（Capa）友善的建议，在英国生活了一年，加入了玛格南图片社（Magnum）。然而直觉告诉我，我必须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不仅要离开我的家人，我更要远离欧洲，远离欧式的思维习惯和文化，去探索广阔的东方。在那里，世界有着不同的刻度，而我也可以自由地从伊斯坦布尔流浪到上海，随意地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掌控我自己的节奏，挑选我自己的驿站。自由，真正的自由。
虽然那时我还没有读过奈瓦尔（Nerval）或是谢格兰（Segalen）的《东方之旅》（Voyage en Orient），但我已经熟读了父亲的旅行日记，他曾经在1910年结束学业后环游世界。日记中他讲述如何在柬埔寨患上鼠疫的段落令我神往不已，年少时的我想象着他躺在树叶编成的担架上，被隔离在一间竹棚里，一队高棉“男孩”照顾着他??我还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翻看卡蒂埃-布列松（Cartier-Bresson）在中国和印度拍摄的照片，这些国度有着异样的美丽，吸引着我。亨利（Henri1）在卡帕去世后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同样促使我前往远东。由于我对自己本身和我的职业都信心不足，所以我确实需要一位“老师”，而此时的亨利正好希望收一名学生来传授他对摄影的信念和热情。于是，在整个东方之旅的过程中，我总是能在喀布尔、斋浦尔、马德拉斯、艾哈迈达巴德或是某个我忘记名字的印尼小城收到亨利不远万里寄来的书信。两三年前我又把这些信找了出来，标着“航空信”的鱼皮纸有些皱褶，字虽然写得快却十分清晰，每封信都整齐地叠好，甚至是压平，仿佛为了强调信中内容的重要性，我似乎又看到了我刚认识亨利时的模样，整个人都充斥着大声呼喊的愿望，渴望着向人们解释应当如何摄影，如何欣赏绘画作品，如何了解一个国家，如何避免只拍摄如画的风景，如何“思考”一篇采访报道，如何“组织自己的思想”，当然还有如何观察以及学习观察形式与美。
我把这些信读了又读，眼前又浮现出他和我分别还在45岁和30岁时的样子，我又找回了生活的节奏，60多年前所写的信中弥漫着的这种紧张和热情。在这些印着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邮戳的信中，从没有一句过渡的话语，几乎无一例外以“抓紧时间”结尾，最喜欢使用命令的语气。虽然没有诸如“快去，快跑，飞起来，替我报仇”这样的句子，但更多的是“好好关注那些宗教节日，拍起来简单，很容易就占满两页纸，也就是十张照片”，“别忘了，你在拍摄某个令你欣喜若狂的场景时，或许在你眼前就会发生一件小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毫无意义，但是却会成为你构建故事时关键的一环”，“训练自己最多用15张照片制作一篇采访报道，这会强迫你去综合观察一个题材的方方面面，走出你得心应手但却毫无创新可言的创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