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骨的民俗不仅在《银鱼来》中出现过，在冉正万一篇散文和长篇小说中干脆作为题目--《洗骨记》。孙国帮给这些异乡人洗骨，不是因为他们是烈士，是光荣的红军战士，是怕这些人骨头脏就下葬，会给他们的亲人带来烦恼和疾病。何胜莉说，这一贵州山区的风俗，是人性的洗濯和人性的寓言，我同意这一看法。孙国帮通过这一行为，自觉不自觉地追求人性的完美，这种人性的救赎对当今和未来社会的人，都有一种启示意义。还有的民俗如范若昌儿子出生后，他看到一条蟒蛇，从蟒蛇，他就联想到蟒袍，想到了儿子美好的前程。可惜，范若奎开枪打死了蟒蛇，范若昌马上予以埋葬，并念经超度。孙国帮给范若昌前妻坟上钉竹签，这一风俗显然是迷信，可当事人是深信不疑。另外，书中卖历书敲着铜碗唱的民歌，也饶有意味：“黄桷树，黄桷桠，黄桷树下住一家。得对对儿，会写字；得对女，会剪花。大姐剪起灵芝草，二姐剪起牡丹花，只有三姐不会剪，放下剪刀纺棉花。棉花纺得十二斤，留与哥哥织手巾，哥哥心平嫂不平，嫁我高山苦竹林，早晨听见猿猴叫，夜晚听见水流声，想与山水一路去，只怕山水不回头……”，这些民俗和民调的的运用，既增强了小说的看点，也构成小说的一部分，它们不是游离于小说之外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加强了主题的表达。像那首民歌，如果我们把它和杨玉环的命运，花容的念想，以及被重重大山环绕的四牙坝人既想走出大山，又对家乡充满着爱恋的感情联系在一起，便呈现出丰富的意义。
《白鹿原》是现实主义作品，叙述方式大抵是编年史的方法，多以客观的眼光描写生活和人物；《银鱼来》不乏现实主义的描写，但更多的时候采取的是心理视角，时而是作者的讲述，时而是孙国帮和其他人物的叙述，而且这种叙述大多是回忆，现实与历史就这样不断切换，人物的内省和反思抵达人性的幽深处，我以为这是一部心理现实主义的作品。
《银鱼来》的语言既优雅，又富于幽默色彩。
大嘴巴洞被遗忘了，不过，大嘴巴洞依然神秘。若逢夏秋两季，每当皓月当空，清幽皎洁的月光洒遍山坡崖畔，一只晚归的鹭鸶，倏忽掠过洞前的水田，匆忙间带起一片银白的月光，嘎的一声叫唤，大嘴巴也被惊醒，想说点什么，却又无言。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月光依旧明亮，如水也如霜。山谷里流淌着薄薄的雾岚，恰似大地吐出的袅袅芬芳。
……尹德高的孙媳妇一把鼻涕一把泪来找孙国帮，请他跟乡政府的领导说说，把她男人从拘留所放出来。她系了条旧围裙，是用一条干净的化肥口袋改的，有化学符号和百分数，她一年四季都把它系在身上。孙国帮说他帮不了，她把鼻涕和眼泪揩在化学符号上，跺着脚说：“老祖祖，你都帮不了谁还帮得了哇。”然后又往百分数上揩了一把，……女人攥住化学符号和百分数，……
从上述两个段落中，我们感受到冉正万语言的个性。前者把大嘴巴洞写得如诗如画如梦，后者把贫苦农妇的可怜写得妙趣横生。其幽默不是有意出之，作家只是如实描写，其令人忍俊不禁自然有之。
语言的老练和个性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长篇小说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语言的要求很高。《银鱼来》的成功，得益于语言。我相信每一个读完这部长篇的读者，于此会有深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