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贞观时代，对死刑的判罚非常慎重，唐太宗认为“死者不可再生”，如果出现冤案，即便日后平反，都无法弥补其过。因而在判处死刑的程序上，极为谨慎，须由中书省、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在贞观四年时，全国判决死刑的人数仅有二十九人。
这绝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冤狱最少的黄金时期，也是古代最富人性文明的时代。
在国家经济、制度、法律诸方面均健康发展的情况下，大唐帝国的欣欣向荣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然而文治的昌盛，并不一定带来国家的强大。文明帝国毁于蛮族之手，中外皆有，宋朝是一个例子，西方罗马帝国最终也为蛮族所摧毁。故而文明仅是强大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依靠的是强悍的尚武精神。
近代以来，“扩张”一词，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了。的确，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国际政治产生新秩序，然而这不过是最近数十年的事。对于漫长的中国古代史来说，扩张更多时候是体现为一种为国家安全而采取的积极防御，一旦失去扩张的信心与动力，必定饱受被侵犯之苦。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是如此，国亦如此。
尚武精神的激扬，使大唐帝国从文明走向强大。
在专制的时代，上行下效非常明显。政府对尚武精神的鼓励，使得整个国家与民族迅速走向强悍，这个传统，从某种意义说，与李世民在建国之初的大力推广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有这种强悍的精神，才使得国家有着开放的心态与包容的胸怀，从而使大唐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有如巍巍高山，气势恢弘。
尚武、进取既是大唐的时代精神，也是中国文化之传统。这个传统，既来自春秋战国时代慷慨悲歌、视死如归的武士精神，也来自汉代伟人们投笔从戎、马革裹尸的个人英雄主义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国家英雄主义观念，因为那是一个扩张的时代。
有强悍的国家，必有强悍之国人。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这句慷慨激昂的诗句，殆可写出唐人的英雄气概。既是时代推动了此种英雄主义，也是英雄主义推动国家走向强大，此为相辅相成之良性循环。
虽然政府也崇尚儒学，但是在民间，尚武更是蔚然成风。我们从大量唐代墓志铭中，可以看到这一社会风尚，比如：
“鄙诗书之小尚，高投笔之良图”；“意不仕儒，投笔从戎”；“弃文士之笔，挺壮夫之剑”；“耻笔墨之能事，学剑以敌万人”；“学书已成，每耻腐儒之节；说剑无敌，常多烈士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