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鹄之飞
曾国藩面对的是一个屡遭重创、越来越失去自信的帝国。安庆军械所因此不得不被赋予更多难以负荷的意义，不仅要研发蒸汽机，更要为帝国安装上精神的蒸汽机，拖动起这艘搁浅的古船。为了说服帝国的统治者，并唤醒国人久违的信心，曾国藩用了许多近乎天真的词汇，来描绘安庆军械所和帝国的未来，"智者尽力，劳者尽心，无不能制之器，无不能演之技"。他建议先向西方购买火轮，再召集中国的有识之士进行研究仿造，一定可以成功，他乐观地估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曾国藩不仅向朝廷论证只需"一二年"就能成功的可能性，他自己也急不可耐地立刻付诸实践。
为了响应曾国藩的号令，江苏巡抚薛焕亲自将徐寿和华蘅芳送到湘军营中。然而，制造火轮却让这两位帝国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一筹莫展。虽然他们都拥有丰富的数学和物理学知识，却从未真正制造过机械，对于轮船更是几乎一无所知，只是从英国人合信（B．Hobson）所写的《博物新编》中见过轮船的插图。后来，他们终于有机会登上外国的轮船进行实地考察，尽管他们很快就宣称"心中已得梗概"，但是，要凭借记忆与想象来制造一艘结构复杂的火轮，简直无异于瞎子摸象。
根据书中有限的提示，他们还是开始了火轮的研发。华蘅芳负责"推求动理，测算汽机"，徐寿负责"造器置机"。几个月后，他们先解决了动力问题，制造出中华帝国历史上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其结构与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相仿。为此，曾国藩在日记里兴奋地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造船却让徐寿、华蘅芳、吴嘉廉和龚云棠等一众科学家们不知所措，"日夜凝思，苦无法程"，尽管徐寿之子徐建寅"累出奇思以佐之"，然而，单单制造轮船模型，就耗费了他们4个月时间。又经过数月努力，他们才造出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木壳小火轮。这个小小的成就并不能让他们满意，因为制造蒸汽机时，他们还"甚为得法"，这艘火轮却"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不过，试航已经足以令曾国藩大喜过望，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写道："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此放大，续造多矣。"他为这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火轮赐名"黄鹄"，希望它能像《商君书·画策》中所说的那样，"黄鹄之飞，一举千里"。
据说，曾国藩之所以这样急迫地建造舰船，不仅是为了兑现诺言。当时，奕正与赫德筹措为帝国购买"阿斯本舰队"，英国人却节外生枝，要求由他们来任命这支大清舰队的最高统帅。曾国藩对此极为愤慨，他一度不肯借助洋人的兵力来剿灭帝国四起的叛乱，提出"中华之难，中华当之"，现在，他则开始公开反对这些来自西洋的嗟来之食。几乎在负气的情绪下，曾国藩决定抛开西方的一切支持，完全依靠中国人的力量来试制小火轮。曾国藩的急迫、盲目的自信，以及这艘侥幸完成的孱弱的木壳火轮，为帝国后来屡次浮现的器物之梦，埋下了悲剧性的伏笔。
自从中国被仓促地扯进现代世界之后，中国人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西方炮舰驶入中国的江面，打破的不仅是大清帝国长达数百年的繁荣与稳定，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牢固传统也随之倾覆。所有过去引以为傲的器物与思想，都被证实与新世界格格不入，甚至成为负累，然而，那些显赫的往事却又分明在暗处一再地诱惑着人们。人们一面大声咒骂来自传统的负担，一面又对帝国的伟大传统恋恋不舍，这种姿态最终演化为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冲动。精神的偏执，开始深刻地影响着曾国藩之后的中国人，他们放弃了谦和、冷静、温文尔雅的表情，往往尚未仔细倾听就急于发言，对许多事物动辄采取狂热追捧或者彻底决裂的极端态度。中国人自古承袭的内心的平衡，被时代无情地瓦解，最终引发了持续的精神动荡。许多年后，在康有为、梁启超身上，在孙中山、黄兴身上，在曾国藩的崇拜者毛泽东身上，人们总是能轻易地找到曾国藩的影子--传统精神遭到异化之后的灼痕。对现代化的想象，最终被简化为对器物的迷恋，并被民族主义情感不断洗刷。这些极端的态度，形塑了这个国家后来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