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以大历史观总结了中国近代史，并从中国社会结构出发分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他的观点颇有见地。他认 为从民国时期到 1949 年之后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中国从宋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退缩到农村村落经济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结 构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的挑战。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也 开始了自己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他认为 1949 年之前的中华民国重 构了一个现代的上层结构，但这个结构仍然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 通，他以鲁迅的小说为例说明上层结构的精英人士与底层结构的农民根本无法沟通，所以国民党时期的中国还是一种“头重脚轻”的政治 结构。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则彻底重塑了中国的下层结构。中国共 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普通农民组织起来支援前线，进行了土改和扫盲，为中国社会后来的“数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础。1978 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则重构了中国的中层结构。所谓中层结构指的就是司法、银行、税收、物流等服务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技术支 持。虽然今天中国还有人认为只有建立与西方同样的政体才算建立了 现代国家，还有人仍然怀有所谓的“现代国家焦虑”，继续激烈地谴责中国自己的文化和政体，但这些人的观点在中国已被边缘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从来也没像今天这么强烈，中国现代国家的体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二、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由上、中、下三层结构组成的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政府、市场、经 济、教育、国防、外交、金融、货币、税收体系。但我们国家又和一 般国家不一样，我们“文明国家”的许多传统并未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们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现代国家的载体中 得到了更好发挥。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tin Jacques）在 2009 年出版了一本颇有 争议也很有影响的书，名字叫《当中国统治世界》(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尽管这个书名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处世方式，但 与其他学者不一样，他在书中对中国“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作了比较正面的阐述，应该说他已经基本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值得我们 肯定。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 但中国是惟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 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他在书中也引用了我关于中国模式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他关于中国是“文明国家”的观点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关 系有所裨益，也启发了我对“文明型国家”的部分论述。但是马丁·雅克亦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两种特性之间会有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他由此推断中国今后可能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 体系，以及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可能会导致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某种挑 战。从这个角度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学者那种把“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依我之见，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 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 迹，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