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洋人怎么着，就玩油滑的，不说可也不说不可，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决断。这也表现出李鸿章混迹官场的一贯作风—痞子工作法。别看名字不好听，但是效果还算可以。像泥鳅一样浑身溜滑，想抓住那叫一个难。
可曾国藩并没有听从李鸿章的建议，他不是油滑的人，是个老实人，这是两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曾国藩认“实”，而李鸿章务“实”，虽然都是“实”，但含义却差别很大。曾国藩的“实”是事实、道理的实，李鸿章的“实”是实效、效果的实。曾国藩满脑子里都是儒家的正统思想，李鸿章却少了这些束缚。在天津教案事件上，曾国藩实在是进退两难。而对于这样尴尬的处境，曾国藩选择了有意避退，他也看出来了清政府对他工作能力的质疑，随即上奏身体状况差强人意，要求另外选人处理天津教案。确实，这样大的压力让曾国藩的健康每况愈下，眩晕、呕吐成了常事。正好清政府方面想换人呢，这下有了充分的理由，那就换人吧。李鸿章成为接任者的不二人选，很快他收到了转任直隶总督的上谕，而曾国藩去干原来干过的两江总督。这个安排很合适，反正两江总督死了，正好没人接替，再说曾国藩对两江地区比较熟悉，去那里是个很好的选择。安排李鸿章去也合情合理，他和洋人打交道也不少，朝廷寄希望于他拿出点儿真办法来。
接到去往天津的任命后，李鸿章的行动很快。他不是抓紧去天津接手曾国藩处理事件，而是先去了保定—直隶总督府的所在，先占了位置再说。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李鸿章并没有急于去接这个烫手山芋，看到老师曾国藩为了这事那叫一个为难，他也心有余悸，静观其变。他又很聪明地以身体有恙等理由，上疏让曾国藩先行处理完天津人犯后，自己再前往天津。清政府也同意了李鸿章的请示，让曾国藩继续在天津处理未完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