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基本上满足了英国提出的条件：扬州知府、知县被革职；被损财物按价赔偿；教堂前树石碑，说明政府保护西方传教。而曾国藩争取到的唯一好处就是英国不再过多地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总算是保护了百姓。可对于曾国藩的处理结果，全国却是一片责难之声，骂他是卖国贼，严重损害了他的形象和声望，曾国藩有口难辩，真是费力不讨好。
而现在曾国藩再一次遇到这样的倒霉事，天津教案可要比扬州教案难处理得多，不仅死了人，而且还涉及多个国家。曾国藩知道天津教案的棘手程度，按照洋人的要求去做吧，一定会被世人唾骂，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要是采取强硬态度呢，结果就是惹怒洋人，再开战事，生灵涂炭。就算老谋深算如曾国藩，在权衡轻重利害后也矛盾极了。他可以选择不去，称病就是了，毕竟他还在静养中。曾国藩最后还是毅然决定去处理天津教案，忠君爱国是曾国藩一直以来的处世信念，国家有难，作为国家椅仗的重臣怎能袖手旁观？曾国藩去了，不光买好了楠木棺材，还给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家书。与其说是家书，还不如说是遗嘱，用一千多字交代了自己的后事以及教导儿子处世的道理。从这也可以看出，曾国藩这次去天津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可用“壮烈”二字来形容。
阴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来到了天津，和他一起处理天津教案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与洋人打交道比较多，面对恶如豺狼的洋人，他就是一只小绵羊，洋人说什么是什么。本来曾国藩还想和洋人理论一番，可在听取了崇厚的意见后，他决定先稳定局面。一张《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张贴了出来，这是曾国藩稳定局面的第一步，而这一步却让百姓心寒。因为告示主要是责怪天津百姓太冲动，才造成了这样混乱的局面。第二步就是听从崇厚的建议，将天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撤职，这一步是在追究官员的责任。这两步措施的结果是全国上下对曾国藩口诛笔伐，一下子为他打上了“汉奸”的烙印。曾国藩很清楚这样做，一定会失去天津的民心，但他又不得不这么做。除了崇厚的建议，他更看到了洋人背后的武力威胁，如果不让洋人满意，后果将更为严重。为了进一步平息事态，曾国藩还把精锐刘铭传部调来，准备随时应对民众的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