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官上，当时的他认为：为官之本，莫重于廉，廉则无私。
例如，对于两江总督有一个巨额外快，即两淮盐政衙门送的盐政银2万两，陶澍说“总督养廉（银）已极优厚”，对于两淮盐政衙门的敬奉他是予与拒绝的。从这一点看，他比日后的曾国藩等要廉洁得多。
在晚清的张佩纶和张之洞看来，湖南之所以在咸丰、同治年间成为各省实力最强的省份（并影响中国近现代史），其关键就在于陶澍。在张佩纶眼中，能够称为人才的只有9个人，湖南人就有6个。其中陶澍为首，其后五人为：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而深受陶澍提携的贺熙龄也是影响深远的人物。左宗棠、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等都曾受教于贺熙龄。
左宗棠与陶澍的关系起源于贺氏兄弟。自1830年左宗棠与贺长龄相见，贺长龄经过长达半年多的观察便将其视为国士。之后，自1831年推荐给了兄弟贺熙龄之日起，左宗棠就与陶澍、贺氏兄弟、林则徐、魏源一脉产生了交集，进入了经世致用学派的人才储备库。
1835年，左宗棠会试本来已经成功，但因为湖南的名额超编，作为湖南进士名额的最后一名的左宗棠被无情地刷了下来。对左宗棠青睐有加的湖南巡抚吴荣光便推举他为醴陵渌江书院山长（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兼主讲老师）。
1837年，两江总督陶澍前往江西阅兵，顺便回家扫墓，路过醴陵。知县立刻请来左宗棠写对联欢迎陶澍莅临醴陵视察工作。左宗棠的对联是“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恰是这幅对联让左宗棠获得了陶澍的喜爱，特请左宗棠一聚。哪知左宗棠的狷狂之态显露，任凭知县苦苦哀求就是不见。
左宗棠的理由很简单：“他做他的总督，我做我的山长。他想见我，就来看我好了。我无求于他，为何要去见他。”
看到左宗棠如此高傲，一心想溜须拍马的知县老爷顿足捶胸，深感不安。其实，左宗棠并非不知陶澍是何许人也。
陶澍乃是嘉庆道光年间的重臣，湖南官界、知识界的领袖。陶澍并未恼怒左宗棠的举动。第二天便前往书院与左宗棠见面交流。通过交流，陶澍对左宗棠刮目相看，引为忘年交。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会试失败后，前往两江总督府看望陶澍。二人相约日后由左宗棠辅助陶桄学业并有意结亲，左宗棠答应了前者却婉拒了后者。次年，陶澍病故。贺熙龄命左宗棠遵照陶澍临别嘱托照顾幼子，前往陶家教授陶桄。
此时，左宗棠面临一个选择，贺长龄在1838年到1839年间数次写信邀请左宗棠前往贵州。那时，贺长龄任贵州巡抚急需人才，他也知道左宗棠经济困难，便给予高额聘金请左宗棠做他的幕府。然而，左宗棠一是已经答应陶澍做陶桄的先生，二是前往贵州之后无法照顾一家老小。为此，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左宗棠婉拒了邀请，继续前往安化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