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三峡沿江居民主要以采集渔猎为主；秦汉两晋南北朝时期，沿江水田农业开始得到开发，农副业，如盐业等也有了发展；唐宋元明时期和清代前期，沿江水田农业、近山 田、商业转运、过境贸易、盐业生产蓬勃发展，经商风潮高涨，林副业也得到了一定发展。
历史上，三峡地区的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得早，但整体水平不高。沿江稻作与近山的 田配合，在人地矛盾并不突出的条件下，有其合理的生态意义和产出效益，大抵民众的温饱是不成问题的。历史上，虽号“天下最穷处”，但其居民“未尝苦饥”。
沿江平坝、台地、丘陵地区，是主要高产稳产的农产区。《舆地纪胜》记载，涪陵一带早就开始了双季稻的种植，东汉时鱼复县一带便有百顷稻田。杜甫《夔州歌》中写道：“东屯稻田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大抵这些稻田可以引泉水自流灌溉。宋代诗人范成大说万州“山下流泉却宜稻”，故称间有稻田。刘禹锡在《 田行》中写道：“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认为近山坡地的庄稼雨水充沛，能旱涝保收。--现在，这些沿江地区的农田多数被淹没了。
有院士、高工、教授头衔职称的领导多多，但有真知灼见的不见几人。有位院士认为：“以三峡工程为例，可以说我国水库移民工程走出了一条成功可行的路子。我国的水库多数建在贫困山区，土地资源匮乏，为解决山区贫困居民的脱贫致富，走进现代人生活的环境，进行合理的搬迁，水库移民尽管还有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认为移民是一种民族进步的表现。”“三峡工程的建设对于这一地区来讲是唯一的发展机遇……至2006年12月已外迁移民19万人，大部分移民迁入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融入当地社会，减轻了库区土地资源紧缺的压力。”（《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年）这位院士还在著述中说：“移民常常可以成为激活民族、地区的进步力量。我国和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城都是由移民组成的，例如上海、深圳、纽约等等。”（《工程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至少存在表述不当。如果说发展机遇的话，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首先归功于改革开放，归功于邓小平，三峡地区自然不能例外。怎么能说建设三峡工程是库区发展的唯一机遇呢？
而事实上恰恰相反，几十年来，由于三峡工程不上不下，而县级城镇大部分依次分布在沿江平坝地区，属工程规划淹没区，许多建设项目无法展开，致使库区人民失去了许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机遇。至于用上海、深圳、纽约等世界著名的移民大城市来类比三峡水库移民，大抵可认为是不着边际的扯谈，不值辩驳。
实际上，三峡工程移民早在1992年就已经开始，按照当时的计划，100多万移民全部就地后靠安置，这位院士应参加过原计划的制定。--几十年来，中国水库移民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少，“重水库建设，轻移民安置”现象至今仍未完全解决。有资料显示，我国2200多万水库移民，由于耕地被淹，房屋被拆，相当数量移民的生活十分困难，成为我国贫困人口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