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识地推动并维持的过程。”只有美国才能促使日本政府对进口商品开放国内市场；也只有华盛顿政府才敢对亚洲人、非洲人甚至欧洲人的事务越俎代庖，摆出“世界警察”的姿态；当世界各国或地区都面临着丧失主权、变成全球化过程中“繁荣的飞地”（即所谓“本国领土内的外国土地”）之新殖民化危险时，仍然只有美国能够成为“最后一个能像以前一样保持高度国家主权的国家”。美国似乎成了全球平民化时代的“最后的贵族”，成了世界民主运动的一个例外。眼见的事实是，“在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社会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最终是华盛顿的政治家及其顾问们在为全球一体化制定规则”。美国既是全球化游戏的主角，又是这场游戏的规则制定者，还是这场游戏的主裁判。由此推出的结论只能是：如果全球化真的是一个陷阱，那么这个陷阱的设计者正是美国。
事实应验并在继续验证着作者的上述判断：财大气粗的美国充当了解决墨西哥金融危机（它被一些国际金融家们称为全球化的第一次危机）的救世主；即使是强大的日本和联手抗衡山姆大叔的欧共体（欧盟），也不得不在一次次日美或欧美的贸易战中滚下擂台。如果说这些事例还不足引证的话，那么，刚刚发生的科索沃危机应该可以让人们相信上述判断了。美国人几乎是全权代表了欧洲人来处理“欧洲事务”（准确地说，是一个欧洲国家内部的民族事务），而其处理方式和行事风格又是如此地令欧洲人自己“羞愧弗如”而又“心向往之”。上千架无比先进的飞机、数以万计同样是先进无比的各式导弹、用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导弹轰炸仅仅值几百美元的“战略目标”的豪华黄金战……怎么能不让欧洲的帮手们（老天在上，但愿历史的记录不会把“帮手”写成“帮凶”！）瞠目结舌？！的确，美国已然成为全球复杂而混乱之局面中的“最终秩序因素”，或许真的如作者所言，这“并不是由于它追求殖民统治，也不是由于它的军事优势，而只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大”。美元确实已经成为国际武器，美元汇率也确实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判断标准（精明的香港股民用一句生动的比喻深刻地诠释了这一点，他们说，华尔街打个喷嚏，香港就感冒好些天），甚至于连好莱坞、迪士尼、可口可乐、微软和IBM的计算机软件……都已经成了全球化的商标或全球化标准的一部分。这当然也是一种宰制性的权力，-种全球化的话语霸权。如此说来，美国是唯一不惧怕落入全球化陷阱的国家1999年7月１日就于北京西郊悠斋
原刊于《读书》，2000年第1期。
（［德］马丁、舒曼著，张世鹏等译，冯文光校：《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