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
《全球化的另一面》在《读书》（2000年第1期）上发表后，便受到友人和学生的质询：一说我没有把话讲完，全球化的问题似乎不只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二说我似乎有理论立场的矛盾或不统一。学生问我：“您不是倾向于支持普世伦理的吗，怎么对与之相关的全球化非议得这般严厉呢？”原本只想荐述别人家的见解，到底还是未能掩饰自我的阅读主体性。
坦率地说，我确实想保持自己学术立场的中立性和连贯性，就像当代美国哲学名家内格尔（Thomas Nagel）所说的那样“公正地看”（view from nowhere），或者如罗尔斯所说，保持一种“反思的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为此，我特意用文章的标题标明我只谈全球化问题的“另一面”，同时又在给编辑的信中明言，即使我所谈的这“另一面”，也尚未尽言，只是由于文章写到半路已近8000文字，考虑到《读书》的编辑常规，只好中途止笔，把未尽之言留作下回分解。
未说的不是不可说的，而是非说不可的。《全球化陷阱》的作者们谈到，全球化是一个由经济一体化表象所掩盖的“政治陷阱”，而我想追问的还有：全球化可能（但不必然）不只是一个经济陷阱和政治陷阱，而且还可能是一个文化陷阱！如此追问，不仅会将我自己的阅读主体性暴露得更加充分，而且简直就是我的评价主体性的肆无忌惮地发作了，因为所谓文化陷阱的断言并不是我的阅读文体“自我呈现”的，而是我“无所不用其极”的追问和推断，尽管我所阅读的文本（当然不限于《全球化陷阱》一书，还包括其他一些与之相关的著述）已经对此有所暗示。然而，我仍然固执地相信，这种追问和推断既有必要，也合乎理性，尤其是针对全球化这样一股非把我们大家都裹挟进去不可的巨大浪潮而言更是如此。我们可以袖手旁观别人家的事，做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但问题关乎自身，观望或迎合似不合适，需要有基本的责任和姿态。
《全球化陷阱》的作者们几乎完全是在“风险”或“危险”的意义上来使用“陷阱”这个词的。也就是说，他们担心，一种迫使“世界上各个最富有的和最强大的国家的政府（更不用说其他贫弱国家的政府-引者注）都成为一种政策的俘虏”的全球化，一种以美国为“最终秩序因素”的全球化，即使对于欧洲也很可能是一场灾难。所以他们假托联合国前秘书长之口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忧心忡忡：“这是真正的危险：是一种独裁制度，还是一种民主制度将操纵全球化?”当然，他们也担心，由于地球资源的终极限制，全球化的经济构想难以成功；而因为文化多元和历史传统的地域性差异限制，全球化也极有可能成为某种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