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美德故事的叙述的确不如道学家的“道德推理”来得严密、系统、全面和深刻，但却能够比“道德推理”来得更直截了当、更简明易懂、更亲切可心。事实上，道德的知识原本就不是靠道德推理获取和证成，而是靠人们的道德生活体验和体认，也就是通过亲切可心的情感和心灵感应来传递和生成的。用时下学人常用的语言来说，道德的知识并非那种“科学的”或“可编码化的”（codification）知识类型，而是一种地道的“非科学的知识”（non scientific knowledge）或“意会性的知识”（tacit knowing）。是故，道德知识的传播或教育也就不同于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教育。它需要形象，尤其是教育者和传播者的道德形象；需要感动，包括教育者、传播者与受教育者、接受者相互的或共同的感动；自然，还需要真实的道德生活经验的见证，特别是能够让接受者和受教育者所能亲身体会到的道德经验见证。一个缺少美德、缺少真情实感甚至缺少亲身道德实践的人，或许可以成为一位合格的科技知识或技艺的传播者和学术导师，但绝不可能成为一位合格的道德知识的传播者和生活导师。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中，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铁律，至今也未失去其现实合理性。
了解到上述这些，我们便不难明白，美德故事的叙述并不是一种过时的人类文化传统。如果说，人性的即文化的，或者反过来说，文化的即人性的，那么，美德故事的叙述即是一种如同人性的生成本身一样不绝的人类文化传统。人道永恒，美德的故事不朽！
当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他们讲述或聆听这些美德故事时，确实有着各自不同的叙述样式、不同的道德话语系统、不同的叙述语境甚至是不同的“能指”和“所指”、“预设”和“后设”，但他们都在继续叙述着、聆听着，这就够了。我们不能指望人们用同一种叙述方式、同一种道德话语甚至同样的语气和语调，来叙述完全相同的关于美德的故事。毕竟，他们有不同的生活处境和经验，不同的关于故事叙述之“所指”和“能指”的理解方式。
人类美德的信息传播依旧畅通。想一想曾经作为美国政坛风云人物的贝内特先生，在当今最商业化的美国文化环境中尚且还能记得并不遗余力地为孩子们编写这样大部头的《美德书》，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现代的人们，尤其是成人们已经全然忘却了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的伦理角色，忘却了所有的美德故事。不会的！他们的确很忙很忙，可他们可以委托教师、委托社会，比如说，委托新闻广播、影视媒体、报刊书籍，为他们分担这些分内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