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过滤（flitering information）是官僚机构影响政策的一种方式。决策者依赖参谋机构传递上来的信息；他们所获知的内容取决于下属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信息选择和传递。例如，小布什总统在其2003年国情咨文中声称，伊拉克“近来寻求从非洲获得大量的铀”。事实上，这个声明所基于的是不可靠的英国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此表示怀疑。然而它也出现在总统演讲之中--当他的演讲稿撰稿人使用了一项情报报告的信息时。这个情报报告援引了英国的报告，但隐匿了中央情报局在补充意见当中提出的反对。
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央情报局似乎受到了团体迷思的胁迫，这使其无法直言观点，以免触怒总统。在关于美伊战争如何开始的相关听证会召开之后，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罗伯茨（Pat Roberts）指出，“团体迷思导致情报界将军民两用技术等模棱两可的证据”解读为伊拉克正在开展一项积极的武器计划。很显然，这种团体迷思也扩展到了我们的同盟国。②此外，尽管与中央情报局局长进行了电话交谈，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成员并没有对伊拉克寻求铀的相关可疑论断提出质疑；后者表示，他们不大相信伊拉克已经从非洲获得了铀。曾支持对伊拉克行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后来承认，“我本应该注意到……伊拉克铀问题存在争议”，但很多观察家怀疑这纯粹是一种失察。③
建议（recommendations）是官僚机构影响对外政策的另一种依据。官僚机构拥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并据此尽力为自己争取有利地位。在分析了数个国家的官僚建议之后，一位学者得出结论，即领导者经常面临着一种“选择漏斗”（optional funnel）。这意味着，顾问只向领导者提供其所在官僚组织赞同的各种选择，从而缩小了领导者的选择范围。这位分析家继续指出，这种建议策略“甚至在领导者开始思考某种形势之前就决定了他们将作出什么决策”（Legro，1996，133）。
执行（implementation）是另一种强有力的官僚工具。官僚们通过政策执行来影响政策的方法有很多。“9·11”袭击事件相关深入调查清楚的显示，恐怖主义者之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多人罹难，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美国反恐政策的执行出了纰漏。证据表明，各政府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行动协调往往不够，它们否认恐怖主义的威胁，而且忽视了袭击即将发生的信息。例如，一项国会报告表明，2001年7月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不同寻常多的个体正在接受飞行训练”。然而，报告里提到的这种警报在联邦调查局官员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引起兴趣”，因而未能上报到中央情报局或其他相关机构。同年8月，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在一份报告中提醒，“我们阻止了一些（基地）分子的行动，但有大约50个纰漏未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很显然，‘基地’组织正在建立一种世界规模的架构，这使其获得了悄无声息同时发动各种形式的恐怖袭击的能力”。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还预计，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将是轰动性的，并且谋求对美国的基础设施或公共场所以及影响造成重大损害。然而，这些以及其他大量信号未能引起注意，国会委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因为政府机构“未能利用”现有信息，我们“失去了阻止‘9·11’阴谋的各种机会…（未能）提高的警戒级别，加强美国的反恐能力”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