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机构
无论任何国家，相较于行政部门的决策者和官僚人员，立法机构对于对外政策决策的作用都更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立法机构都是无足轻重的（Howell & Pevehouse，2005；Scott & Carter，2002；Leogrande，2002）。立法机构并不都是无足轻重的，其实际影响因国家而异。非民主政治制度下的立法机构一般都不过是政治领导者所作决策的橡皮图章而已。
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对于本国的对外政策有更大的影响，但民主国家的立法权力也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之一是，行政首长一般在对外政策领域拥有广泛的立法权。例如，美国总统在许多方面得到美国宪法的授权，即各种条约的谈判、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认、外交与军事人员的任命、作为总司令指挥美国军队、其他国会或法院很少或几乎不审查的许多行为。传统是第二种因素，而在对外政策决策中有利于行政长官。事实上，所有国家的对外政策从来都是由政治领导者掌管，特别是在战争或其他危机时期。
第三种是一种信念，即一个统一的国家声音对于一项对外政策的成功是重要的。危机期间--国会像大众一样集结在总统周围时--更是如此。2001年底，正是这种情感反应帮助小布什总统赢得了国会的支持，获得几乎不经审查的调用军队的权力。当时，参议院以98∶0的票数、众议院420∶1的票数支持国会决议。仅仅在13个月之后，参议院以77∶23的票数、众议院以296∶133的票数批准了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当然，许多议员赞成战争；尽管一些议员存有疑虑，但还是投了“赞成票”，因为他们一致认为，“对美国而言，以一个声音说话很重要”，如参议院民主党党魁达希尔（Tom Daschle）在评论自己的投票时所说的。①
第四，立法者倾向于关注国内政策，因为无论正确与否，大多数投票者认为国内政策比对外政策更重要，并基于这种优先判断作出投票决定。由此，立法者往往会尽力影响贸易等国际-国内政策问题，而对于纯粹的对外政策问题则往往不太关注，如北约“东扩”问题。
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某问题备受瞩目且舆论反对总统的决策，立法机构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更为常见的是，贸易等国际-国内问题直接影响着选民，而且利益集团发起立法活动（Marshall & Prins，2002）。例如，对25个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中偏右政党通常与商业阶层结盟，因而大多数时候都支持自由贸易，而工会支持的中偏左政党则倾向于保护主义（Milner & Judkins，2004）。此外，全球化日益使对外事务与国内事务之间的界限趋向模糊。如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所说：“所有的对外政策问题都正日益成为国内问题……国会要求发挥更大的作用。”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