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与世界政治进程
由于认为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自身造就的，大多数建构主义者对于规避全球竞争与冲突的可能性并不抱持如现实主义者一般的悲观态度。例如，对大国以不同方式界定其对于自身世界角色的理解或许有助于避免对抗。2006年年底，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报道的新闻以“赖斯：美国关注中国崛起”为标题，援引了国务卿赖斯对中国“超大……军备”的担忧。现实主义者通常发出警告，但建构主义者则审视中国的战略文化历史。也许，中国的战略文化一般不倾向于推动中国在境外采取军事行动（Lantis，2005）。建构主义者担心，将中国军备视为威胁的讨论有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导致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双方军备逐步增强，进而导致更紧张的状态、更多军备等。以此来看，与中国的积极互动或许能够产生更好的结果。例如，研究表明，美国军事代表与其他国家军事代表之间的军事交流“积极且系统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的“自由化趋势”。这项发现“提供了证据，即建构主义机制确实具有引人注目的效果，以理念为基础的进程在美国国家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Atkinson，2006，509）。
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甚至整个未来都取决于我们交流（说与写）的方式以及思考世界并与世界相处的方式。他们认为，语言导致了事物的产生。对他们而言，选择一个标签（外国人、人类）并附之以某种价值观（外国人=不同的，并非我的责任；同胞=相似的，我的责任）具有深刻且重要的政治含义，因为我们按照事情对我们的意义而行动（Tsygankov，2003）。建构主义者认为，我们应该拒绝传统意义，因为它们已经引起了分离和冲突。正如有人所说的，“没有人走的路不能称之为路”（Simon，1998，158）。他们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并不迫使国家实施某种行动（如军备行动）。相反，建构主义者认为我们如何看待中央权威的缺失决定着互动，即“无政府状态是国家所造就的”（Wendt，1992，335）。从这种观点来看，冲突并不是结构性权力政治的结果，冲突的根源在于相互冲突的世界观以及人们交流方式的失败。人们的交流方式会使他们建构一个相互受益的看法，并且注入某种理念以实现这种看法。一位建构主义者解释道：“建构主义涉及人类意识及其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依赖于……人们对世界深思熟虑的态度并赋予它重要意义（并根据这种态度而行动）的能力与意愿。”（Ruggie，1998，855）如果价值观与看法发生变化了，那关系、结构现实以及国际体系的其他方面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也包括政治认同。在建构主义者看来，我们自我界定的方式、与他人关系中所认同的价值观能够改造组织我们自身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之间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