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再次向唐先生约稿。先生复信中说：“谢谢你赠刊赠照，感激之至。我和《民主》有些渊源，得暇当谋执笔。”后来，他果不失信，写来《忆伯翁》一文交我发表。他写了他的一些经历，史料颇为珍贵。信中说：
《忆伯翁》承发表，甚感。纪念会上赶出少数，我已要了一本，如能再惠二册（寄家里），更好……全国解放后，周总理劝告作为民主党派存在下去。马夷初要我留存，郑西谛拉我一起退出。结果，郑振铎、傅雷、我同时未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样就退出了。那天雷洁琼大姐说我是受了郑的影响，楚庄同志则指出不愿做官的三个人。看来都有一点。
1986年，唐先生将其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大部头精装本《唐弢杂文集》题款签名寄赠与我，使我受益匪浅。
1990年我将我拍的两张照片分别寄予他。一张是他在一个座谈会上，一张是1984年全国政协委员在京视察时他与王乐天先生的合影。
1990年3月唐先生复我一信，多所鼓励：
手书并附照收到，谢谢！我完全记不起还和王乐天同志一起在圆明园拍过这张照，估计当时在参观北京市文物古迹那一年吧。上次承惠座谈照也甚好，是记者抢镜头之作。
唐先生的信鼓舞了我，以后我十分注意在各种场合抓拍，成绩不小。
唐先生在书法方面也颇有造诣，对隶书情有独钟，曾赠我条幅一张并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写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笔笔到位，中规中矩，显现了他严谨坦诚的作风。
1992年1月4日，唐弢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
从上海城隍庙到北京国子监，60多年的时间，先生一直在坚持写作，这一点着实不简单，自古以来，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呢，即使那自12岁就开始作诗的陆游陆放翁在世，也不禁要为之惊叹了。
今天看着这些照片和人物，我猛然忆起故人，仿佛回到那个昏黄的年代，又像有什么东西在记忆里游动似的。
掰开手指算算，先生逝去已20年矣。估计，明天我又得在整个北京城奔走相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