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的著者是日本的一个等级低下之人，浅薄没有文化，三十年来往返于日本、清朝、韩国三国之间。审视如今东亚的局势，清朝已经到了需要防患于未然的时候。清朝的患从何而来？一是因为政教混合，所有人都只会附会强权；一是因为重视古人，所有人都自甘愚昧，不去研究事物的科学道理，只是追逐一些空洞浅薄的文字，于是便造就了这样一帮麻木不仁的官吏。英国前使者威佗玛曾说：“清朝的政界，就像那五十年没有洗过的马厩。”这些话说得是多么直白啊！看在清朝和日本是邻邦的份上，我愿意奉献自己的一腔热血，唤起与我们属于同洲同种同文的友邦。
天下没有百年不变的道理：人们的居住场所从巢穴变成了宫室，绳索变成了衣帽，井田变成了阡陌，封建制变成了郡县制，专制变成了立宪制和共和制。欧美的流行趋势是追求世界大同，为了保持世界和平，各国共同设置了海牙公会。最近的学者尤其喜欢倡导消除兵制，可以说，文化发展的机制就在于与时俱进。清朝这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一旦舍弃了自己现有的制度，效仿别国的制度实行维新变法，谁还会说清朝是不合时宜呢？然而如果变法只是名称变，而实质不变；或者早上变，晚上又变回来，这样只能会造成朝野动荡。这就好比坐在一个没有舵的船上，那是多么恐惧的事情啊！追溯清朝近二十多年来的内政外交，关系到清朝兴亡的关键事情有以下几件，分别为：甲午之战、戊戌政变、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丙午年五大臣到国外游历考察政治及袁世凯倡导立宪。
上面说的这几件事情是相继而起，因果相生的。欧洲学者说：经过一番破坏之后，必定有一番建设。不料清朝的现状却是一个反例。甲午一战，就让清朝上下乱成了一锅粥。我在这里不想炫耀我日本国的强大兵威，只是想说同种同文相残的惨剧。如果不是因为清朝人自大、目中无人，这场战争又怎么会发生呢？
两国和谈达成之后，清朝朝野上下依然只顾尽情玩乐。南海康有为知道国家即将灭亡，于是大力倡导变法图强，清朝皇帝接纳了他的看法，并对他赞赏有加。变法数月之间，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往荒废的事业都蓬勃发展起来了。然而突然发生的政变，令谭嗣同等六君子身首异处，康有为一党流亡国外。这是一场可以用来纪念的党祸。清朝皇帝的早朝刚刚结束，他勤政爱民的愿望就已经变成美好的泡影了。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因国事滞留在横滨，便用他的满腔热血出版了《 新民丛报 》，以期唤起国人的灵魂。但是顽固的旧势力布满了朝廷，他们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痛恨，就如同蛆附着在骨头上一般。他们想把康有为、梁启超从国外押解回来，但是国际公法又不允许。于是顽固派打算对康有为、梁启超实行刺杀，但是没有人愿意为他们做这件事。顽固派因怒成痴，因痴成妄，排外的念头更加强烈。明明知道自己的势力不敌外国，但还是宁愿相信邪说，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义和拳身上。清朝这个垂危弱小的国家竟然敢于挑衅全球，做出了只要不是同种一律铲除的荒唐举动。清朝当权者的雄心伟略，真是比法国的拿破仑还要高万万倍啊。等到六国军队一来，就落得京津先后沦陷、两宫向西逃亡、百姓生灵涂炭的悲惨下场。虽然联军表现得非常克制，很轻易地就和清廷达成了和平协议，清廷也通过支付四亿的赔偿款，化干戈为玉帛，但是庚子事变给清朝造成的巨大伤害，却是很难抹去的。
和议成功之后，皇帝又重新回到皇宫，京津退还给清朝，联军也撤退了，但是俄国却开始肆意侵蚀清朝，东北三省又变得岌岌可危。于是日本仗义出兵，成千上万忠肝义胆的士兵，血肉横飞，帮清朝争回了土地，但清朝又想坐收渔翁之利。日俄的协议刚刚签订，日本和清政府的谈判又开始了。清政府无计可施，只能下诏，让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外国的政治，袁世凯因势利导，首先倡议立宪。袁世凯的倡议有如凤鸣九霄，惊得所有的鸟儿都收敛了翅膀；狮吼大陆，吓得所有的百兽都屈膝臣服。有评论者说，清朝屡屡遭受失败的打击，我们在变法之前对康有为变法结果的判断，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不差毫厘，当年种下了善因，将来也必定可以收获良果。如今人们殷切地盼望国家得到治理，犹如久旱逢甘霖，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又将看到袁世凯上演下台的闹剧了。
我因此深深地感叹：闭关几千年，经历了多次的治乱兴衰，但风俗却没有丝毫改变的国度，非清朝莫属。说起进化论，大家都以欧洲为中心。在16世纪之前，暴君污吏，哪个不是草菅人命，实施专制，称雄一方。等到17世纪，一下子就演变成了宗教竞争的时代，到18世纪又变成了君民竞争的时代，19世纪变为科学竞争的时代，如今的20世纪则成了通商殖民竞争的时代。这种竞争愈加剧烈，社会就愈加文明。唯独清朝奄奄一息，毫无生机。当官的好似圣人，人民犹如蝼蚁，天然的阶级对立无法逾越。这和近世的文明之国相比，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即使改革果真能够实行，贵族大臣、官吏衙役，无不从中作威作福，合力破坏，若能侥幸生存，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私有的财物。康有为、袁世凯都想以少数抵挡多数，不惜将自己投身于漩涡之中，即使是有灭顶之灾也毫不后退。我以我二十年的新闻记者经验，以自己见到的和听到的……（ 按：后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