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考虑到他身为新闻工作者的能力，我们可以断定他可能接触到李家的一些家庭成员或者接触到心甘情愿且具备向他提供一些传记素材的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众多对新生中国的建议性思考的痕迹，好像它将某些启示和灵感赋予了中国，所以，称其为天才的谎言真是一点儿都不过分。诚然，公众愿意付出真诚来接受书中的内容，仅仅因为它在丰富人们的知识方面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尤其对增加人们深入了解远东历史上的人物和事务的知识，更是大有裨益。
我们姑且将维新派的知识分子是不是真正参加到这些传记的编写工作这一问题放在一边不谈，平心而论，无论如何，这些传记都将一个看起来似乎相当合理的想法向我们传达出来，那就是李鸿章以书面的形式指认的继承人或继任者也许认为在他死后编写一些感想奉献给他是比较妥当的方式。对提供给中国官方的种族思想方面，他们也具备一些独特的参考价值，倘若不曾亲身钻研当地知识，不曾有相关专家的帮助，或许作者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写作目的。比如说，对于那些不属于天朝的东西，众多中国官员都持有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些官员稀奇古怪的处事方式以及愚昧无知的行为在传记里均有所反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比较叙述国内官员思想的著作和反映这位总督事业中重大事件的欧洲观察家的观点，以便于在不经意间加以引用；不过，读者应该在自己的头脑里有一个清晰的观点，那就是事实上，李鸿章很少记载自己的感情，他绝少就此方面的情况在自己的日记中书写。李鸿章辞别人世不久，他的兼职幕僚，也是最顺从他的谦逊的办公人员盛宣怀就将自己编写的李鸿章的官方公文在上海出版。
实际上，就这些文件的用处来说，与其说它们对历史有用处，还不如说它们对帝国法令和清朝编年史的编撰更有实际的价值。整体来说，这些公文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将传统官员乱说一气以及作者粉饰官员门面或挽回官员面子的无与伦比的能力揭示出来，而且根本不顾及事件的准确性和真实的过程。从那些声称颇具权威性的中国历史记载，以及记载着李鸿章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那段历史来看，意即从太平天国起义那个时代一直延续到义和团运动，那种明显的“装模作样”的氛围笼罩在李鸿章的这些公文中，由此可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大环境下，中国的官僚们生活着、行动着，以其独特的方式存在着；对于作者对他的政治和道德环境的本能的服从，公文中也有所表露。但是，平心而论，它们的主要价值有两点，其一是在偶然中表明了这位儒学家用淡然处之的姿态对待现实世界，其二就是表明了他之所以具有这种高姿态，总体上是出于他对中国出神入化的治国思想的信仰。因此，对李鸿章的生活和时代的研究，我们必须更多地建立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建立在能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的欧洲观察家的记录上，而不是那些存留下来的中国官方记录，或者依据李鸿章去世后所存留下来的自己的文件。所以，被称为证据的，应该是那些可以起到促进作用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并不是结论性的东西。但无论对我们予以指导的最高领导是谁，也无论他们在指导我们的时候，依据自己的观点能够得出怎样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