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袁世凯在国民党和中华民国遭到重创后，倾尽全力致力于推行中央集权化政策，同时利用这一政策重组和加强因时局动荡而处于混乱不堪状态中的财政机构，当然，此举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当我们分析这个政策的性质及结果时，我们就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以上说法是正确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是的的确确存在的。或许，李鸿章在政治方面比他处理对外事务更具才能。他清醒地看到，在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财政是进行充足的军事防御的必要而最基本的准备，只有具备中央权威，财政改组才能得以施行。我们谈到在其事业的某些时期，他曾经无奈地偶尔对诸如阿思本舰队事件此类坚持地方自治的主张予以支持，可是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倘若他想要挣脱其所在阶级的既得利益，摆脱政府的保守主义施加到他身上的沉重负担，其难度比让无论一个多么强大的人躲过不期而至的当头袭击要难得多。因为他知道哪些事情必须争取，哪些事情只能作为权宜之计暂且接受，因此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就如同他处理其他方面的事务那样，他精明地采取了“乐观的中庸”这一策略。
为了实现这个外交目的，同时也为了逃避外国大臣的要求并令他们的思维混乱，他思路清晰地维护和使用着中央授权和地方职责；与此同时，他充分认识到中国必须通过行政改革从内部改组并且加强自身的建设，而改革的前提条件就是提高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权威，并使之形成集权化。无论他的目的是不是和这些相关，为了欺骗欧洲人，同手握大权的慈禧一样，他在庄严的条约里宣称中央政府有计划、有能力消灭所有抱怨并启动所有改革；不过在他偶尔展现出坦白和诚实的一面时，他曾经多次对这些外国人坦言，如果每个省仍旧是这样各自为政，行政、财政以及国家防务改革就不能收到任何实质性成果。同对教育和其他改革的观点相同，就中国的国内统治来说，他确信在以后的生活里，在面对来自外部的分裂威胁时，只有经过锤炼的集权化专制统治才能维护国家统一。实际上，集权化可以使中国人适应已经改变的或正在发生改变的环境，因此，集权化已经是十分必要的手段。1895年，他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 》回国后，也就是在他的老年时期，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随后在发生于1898年的快速发展的广州革命运动，以及发生于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都进一步证明了这一事实。尽管他认识到这个教训的时候有些太迟了，然而，作为他的门生、继承者，同时也是总督和篡夺帝位者的袁世凯来说，他的这些观点却为自己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袁世凯坚持不懈地在财政集权化方面努力地奋斗，而且总的来说结果还可以称得上成功。
不过，在这两个超越了同代人的人的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试图通过劝诫的方式，或者通过自身的榜样力量，去尝试着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民族根深蒂固的性格或习惯。此二人自己的事业及其行为，表明了他们和祖先在众多方面都十分相似。他们凭借着聪明与智慧觉察到了地方自治的危险，不过受社会本能和与生俱来的阶级偏向的驱动，他们仍旧走上了相同的一条道路。当我们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对中国人的政治经济进行观察时，我们就会考虑到这些根深蒂固的本性，因为它和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准则鲜有共同之处，和我们的观念相去甚远。但在评估李鸿章的成功与失败的时候，我们则应尽可能地把他视为特定的不易改变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并以此对其进行评判。举例来说，我们之所以要谴责他那些来自阶级偏见的顽固本能，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本能有时候会让他违背自己对集权化必要性的认识，而国家要改革，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化，这是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