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逝去的30年，正是由于中国政体机构的腐败导致中国承受了太多的屈辱与侵害，而唆使这种情况发生的人，以及从这些事情中得益的就是大太监李莲英。李鸿章同这个太监的暗中来往、他的脾性以及他在公开场合所谴责的那些通过不当的默许纵容积累财富从而导致国家衰弱的做法，是当时社会固有的本性，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孕育了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对他的这些行为予以了宽恕。然而，欧洲观察家认为，倘若一个人出于目标和智慧的优势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越他同时代的人，但在另一方面这个人却失败得一塌糊涂，那将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1894年，由于日本对中国人的羞辱举动，最终导致排满运动的爆发。也就是从这次运动开始，直到1911年，孤立无援的清王朝灭亡，中华民国对欧洲发表宣言，欧洲人自此确信，黑暗的腐败将会随着被驱逐的清王朝统治者在新兴的中国内迅速得以扫除干净。孙中山是满怀热忱的理想主义者，伍廷芳是机会主义者，这些人干脆利落地在自己的宣言里郑重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之所以处于屈辱的地位，完全是由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王朝愚昧无知的思想所导致的，也是这个王朝的野蛮的倾向所导致的。”然而，从仍旧随处可见的腐败中，中华民国肯定完全明白，官僚贪污这一现象不仅仅是满洲人的传统，同时也是中国封建专制的官僚政治难以祛除的弊病，早在满洲人从籍籍无名的部落中出现的时候，这一传统就已经广泛流行起来。此外，假如说光绪皇帝那充满信心的国家改革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太不符合实际，那么这项计划在实施中面对的无法攀越的障碍并不是来自满洲人的保守主义，也不是满洲人手握的特权，而是来自李鸿章此类的汉族官员的阶级利益及其身上固有的本性。
对我们来说，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目前中国事务的实际情况，还可以帮助我们通过那昙花一现般的共和国议会和袁世凯的统治，了解到造成官僚传统猖獗蔓延的根本原因。清朝统治者已经走下了历史的舞台；但官僚阶级仍然存在着；袁世凯及协助他登上皇位的那些人所施行的治国原则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李鸿章的治国理论。事实上，在袁世凯以及许多共和国高级官员的心目中，李鸿章是他们的仰慕对象，他们把他看作自己的支持者、保护者和榜样。而且，从李鸿章那里，他们还学到了许多削减官僚财政的有效措施以应对后来中国那贫穷的局面以及外债。实际上客观地说，当时北京那令人无奈的局面在很多方面正是李鸿章没有解决的遗留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