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清王朝的祖制，当时，太监拥有官职或者离开都城，这都是违法的行为，而且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咸丰皇帝统治时期。不过到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太监得到了太多的特权，于是一些阴谋和腐朽的现象再度上演，而这些阴谋和腐朽的现象曾一度将耻辱的烙印刻在已经在走下坡路的清王朝身上。受到慈禧太后的荫护，这些太监无数次地滥用权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98年爆发戊戌政变后。李莲英在深宫中最受慈禧宠信，他负责管理慈禧太后的个人金库。因此，他经常在公开场合炫耀自己手中的权力，甚至声称自己可以决定朝廷中最高官员的职位升降。这一举动无疑是对王权的藐视。李莲英及其帮凶形成的深宫势力甚至在李鸿章发展事业的很多时候，进行阻挠，以致令其太多的政策无法善终。与日本战前的海军经费问题和此后与俄国订立的秘密协约将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情况直到光绪皇帝（ 1889—1898 ）成年后，在慈禧太后假装还权于皇帝时，李莲英还将那只无形大手安插到朝廷中，随心所欲地解除或任命高官，而且由此获得丰富的报酬。
李鸿章为了拯救国家而提出的改革见解，颇具远见，可惜都遭到这些来自深宫的“奸猾无赖”的阻挠，此举和那些京城各部及监察机关中思想僵化保守的权贵高官一样。除此之外，他们对自由思想的传播也极力加以阻挠。
1901年，义和团运动在清王朝内引起巨大的动荡，一直对中国事务持有乐观主义想法的赫德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统治阶级故步自封的原因在于自己过于傲慢，自以为是。诚如他所说，“傲慢自大是遗传而来的，因而其所处的环境就笼罩着盲目乐观和愚昧”。如今，受到那无可抗拒的运动的影响，这种自以为是、傲慢的态度稍微发生了些许改变，变得谦逊一些。然而当李鸿章首先理性地发出呼声，试图通过自己的呼吁，将这种傲慢自大的态度予以改变时，却发现自己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于自己所属的种族，对于自己拥有的智力，对于自己拥有的文明，以及身处的高高在上地位的傲慢”，根本无法改变。我们纵然可以为这种与生俱来的自大以及对现实的闭目塞听态度感到可悲，然而我们却不得不向这个民族拥有的这种不屈不挠精神表示敬意，因为正是由于这个民族这种骨子深处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从而使他们得以坚守自己的信仰，最终凭借着道德力量将物质力量战胜，凭借着正义的力量，将强权打败；同时，这个民族也是因为这一精神，得以固守自己引以为荣的封闭政策，从而自认为外部世界要远远黑暗于中国内部。
李鸿章生活时期的中国，前期实质上依旧是一个颇具凝聚力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在古代中国时期就是如此。虽然当时中国内有无数的叛乱，外有敌人的入侵，但在饱经沧桑之后，还是将中国的灿烂文明和祖先崇拜及宗教教育的固有传统完整地传承下来。固然，我们为发源于欧洲文明的科学艺术而深感骄傲和自豪，不过，那些存在于中国的一些东西的确能令我们发自内心地产生敬重之情，其中的一些东西甚至会让我们心生羡慕和嫉妒，而这当中，中国人在考虑问题时先从实践和实用优先入手的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中国人长于沉思的哲学，中国人即便贫困潦倒也能欣然自乐的品格，尤其令人敬重羡慕。欧洲在从奴隶制度进入到希腊和罗马文明之前，一个性质单一且根深蒂固的民族就形成了。这个民族的形成是这种道德哲学以及其上所建立的家族制度的有效结合，即通过制度与人的有效结合形成的。
这种民族性质一方面来源于它的地理位置，诚如我们在此前所言，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这个国家已经为实践证明了的那种自满的态度。于是这个国家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依然沉醉在自己的梦境里，随心所欲地思考着自己的问题，其关注的焦点是自己思考的问题，而不是思考的最终结果，甚至这种沉思不曾因为那些西方蛮夷一直在天翻地覆的进步而发生变化，而这种进步甚至在他的内心不曾掀起任何波澜。相比于其他国家，不管是在新的信条上还是在科学发明上，曾经的中国都更加强大，因此，在圣人的经典中，可以查找到它那些古代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