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李鸿章为官一生的经历，从表面上看，君主一人大权独掌，然而事实上，大权却落在那些由君主委任的都城和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手中。18世纪末期，乾隆皇帝统治之前，这个盛极一时的帝国的家族继承人身体比较健康。可是从他之后，该家族继承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而且其道德水平也日益败坏。在朝廷的高级官员中，汉人的比例越来越高于满人的比例，而这个对比说明满清皇室的势力逐渐衰落，对国家的统治越来越无能为力。到了20世纪初，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以至于满族人只能眼看着自己民族的官职和人数远远落后于汉人。正是因为如此，在1860年至1901年间，都城各部和朝廷官员逐渐失去了自主决断权，转而发挥监督和纳谏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君主原有的任意调动官员的权力，只能靠帝国的命令和出于人们对儒家思想的深深的敬畏而制定的法令。正是因为这样，慈禧太后在其动荡的一生中，才得以依靠玩弄权术，不断平衡各方势力，从而保证帝国的统一。
接下来，我们来谈论一下军机处。军机处的职责就是每天皇帝上朝时，协助皇帝处理国家重大事务的咨询机构。在满族人统治时期，军机大臣的地位相当高，而且备受皇帝和众臣的尊重。同时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政务的还有位于京城的六部，以及其下属的各部门。牵扯到人民福利问题，以及政府处理事务的方式对百姓造成的影响这样的问题，56个御史就要承担起将情况向皇帝通报，并对皇帝的不当行为或命令提出劝告的责任。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不管朝代如何频繁更替，但是御史这种独特的地位及其可能对君王造成的影响却丝毫不曾改变，更不曾受到半分影响，即使到了民国所谓的共和制下，作为中国官僚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御史的地位仍旧岿然不动，不曾受到影响，亦不曾发生任何变化。中国在明朝末期，监察机构的举措就是公共服务方面整体道德水平的最直接的体现；身为“皇帝的耳目”，御史经常对最高官员问难，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基于服务于处于对立地位的政治派系的基本目的。
然而，在这些御史中，经常会出现那些正直勇敢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代言朝廷意志的举动，对公务腐败现象予以指责，从而对正义之举进行由上至下的扶植，以便实现那些早在全盛时期就确立的合理合法的目标。另外一些人则运用手中得之于传统的权力，公开批判朝廷和太后滥用权力的行为。然而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御史更重要的作用还是专门用于查处阴谋活动和贪污行为，同时他们还要对像李鸿章一样的高官发挥监督作用。这是因为，这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手握重权，家资丰厚，可以诱使“局外人”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查处高官们贪赃枉法的罪证。
最后要提到一个特殊的群体——太监。他们居于深宫，是官方管理机构的幕前和幕后之人，终生与皇帝贴身相伴。自嘉庆皇帝以来，太监由于其地位的特殊，已经对国家事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越来越强烈。太监凭着奉旨行事的特殊权力在行事荒淫的咸丰皇帝的时候，甚至发展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其行为竟然与明末的太监们没有任何差别。等到咸丰皇帝驾崩，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她的贴身奴仆，即大太监李莲英甚至将邪恶的触角伸到深宫之外，发展到可以决定官员头衔和等级的地步，他们要想提拔某位官员，只需要得到皇帝的首肯就可以。此外，李鸿章心细如发的个性，决定了他清楚地了解慈禧关注的事物，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于是他主动和深受慈禧宠爱的李莲英结交。在1870年到1908年期间，李莲英在宫廷中一手遮天，将宫廷政治玩得风生水起。这种情况一直到他的靠山慈禧太后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