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我的南非实地考察旅行，目的是去参加由从事发展问题的学术与政策研究的人员聚集在一起召开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为这次会议揭幕,有大约8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参会。基于我的马歇尔讲座，我在开普敦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我认为，减少贫困、实现动态的包容性增长的最好办法是把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这使得经济体最具竞争力，且为穷人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南非财政部长特雷弗?曼纽尔主持了会议, 对我的演讲做了评论,并成为支持我的朋友。
然后我去了卢旺达，考察该国经济增长潜力的约束与机会,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在东部省份,我参观了农业合营、蘑菇生产与技术扩展的农民合作社。我还会见了一些政府官员,包括总统保罗?卡加梅,一位身材高大、举止平静、声音洪亮的严肃前军官。我们讨论了卢旺达的农业现代化,特别是灌溉问题。我认为虽然动员国际资金与捐助兴建小水坝很重要，但是动员每个农民利用非农忙季节在他们的家庭农场附近自建小池塘来收集雨水同样也很重要。他们可以购买小型柴油机或电泵机抽取地下水，变雨养农业为灌溉农业。从装配和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国家可以生产泵机服务于农村市场。总统对这个简单的建议很感兴趣。他大概想到了一句非洲谚语:“杀死一只蜗牛不需要使用剑。”其精髓很类似于一句中国谚语：“杀鸡焉用宰牛刀。”
在埃塞俄比亚，我最初几天是在拿撒勒和裂谷地区度过的,在这里我举办了研讨会，与农业推广人员和女性农民展开讨论,并访问了出口农业与合作联盟的成员。在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的首都）我见到了商界领袖、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我还会见了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另一位思维敏捷、求知欲旺盛的前军事领导人。在我们三个小时的集体研讨会前,我已经收集了一系列在海外生产并在当地商店出售的简单普通物品，其中包括尼泊尔生产的一盒火柴和中国制造的一个塑料电开关及其他简单产品。
在讨论了诸如通货膨胀和平衡国际收支逆差等宏观经济稳定的传统问题并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后,我向他展示了我在当地市场购买的产品，问他为什么埃塞俄比亚——大约有8500万居民和古老而又成熟的商业传统,一个在其悠久的历史中抵御了各种各样的外国侵略，却从未被任何外国势力取得殖民统治的值得骄傲的国家——到21世纪仍然需要进口这样简单的轻工业产品,包括来自尼泊尔,一个贫穷内陆小国的火柴?至于“中国制造”的产品，几乎不需要任何技能和技术，但仍然被埃塞俄比亚进口。我指出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很自豪地看到我们的工业在世界市场中占据支配地位，即使是非常基本的商品。但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以及作为一个关心埃塞俄比亚减贫事业的世界公民，我对这些进口产品所代表的许多宝贵机遇的错失感到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