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需要袁世凯经济上的支持，袁世凯看重梁启超是政治上的资源，于是，他们在组党问题上一拍即合。这时，在国会中，也的确形成了三党联合对抗国民党的大趋势。因此，三党合并组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大党，就显得愈来愈迫切。不过，就三党实际而言，除了在对抗国民党这一点上可以暂时达成共识外，在其他一些方面，他们又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人事安排上，由于多年积累的好恶、纷争、误解和矛盾，一时也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共和党的黄为基承认：“吾党素奉先生之教为圭臬，先生虽未入党，然吾党中人皆已认先生为精神上之同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8页）而梁启超考虑到政局危险，不可言状，更不能袖手旁观，竟于2月24日宣布，“为事势所迫”加入共和党，他还表示：“此后真躬临前敌也。”（《梁启超年谱长编》，663页）其实，他始终隐身于幕后，并未亲临国会现场。不过，在这三个党中，他与民主党的关系应该更亲近一些，其中不仅有许多宪友会的老朋友，更有政闻社时的老朋友，有些甚至就是他的学生。而且，早在共和建设讨论会成立之初，他就是其中一员了。民主党成立伊始，他们又公开声明：“一切待先生指导。”（《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13页）然而，就在三党将要合并的当口，他却忽然宣布加入了共和党，确实很让人费解。而问题就出在由谁担任将要成立的这个党的领袖。有人提出一个方案，以袁世凯为总理，黎元洪、梁启超为协理。共和党中的民社派和民主党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示反对，不同意以袁世凯为党魁，他们甚至有组织新党的计划。苦闷至极的梁启超提出不做协理，“别设参事长吾任之”，众人也不同意。他在3月27日给女儿的信中抱怨：“若不许我，则我将不复与闻也。现状实无可为，新党亦决办不好，吾既不能置身事外，又不值得与之俱毙，故处此职可以立于半积极半消极之地位耳。”（《梁启超年谱长编》，665页）这些党事纠纷让他产生了放弃政治生活的想法。4月18日，他在信中向女儿倾诉了自己的恶劣心绪：“吾心力俱瘁（敌人以暴力及金钱胜我耳），无如此社会何，吾甚悔吾归也。吾今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立私立大学，汝毕业归，两事皆可助我矣。”这是他第一次提到要放弃政治，专心于办报和办学。但他心里清楚，共和党人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而此时他对民主党竟已“恨之刺骨”，称他们为“民主鬼”了。4月22日和23日，他连续写信给女儿，还提到“愤极民主党诸人之所为”，“民主党二三狂傲之辈”，等等，他愤而赌气似的说：“新党成立后，吾不复与闻党事。”这番话竟引得“三党党员大哗（总统府闻此仓皇失色，吾本以该信登报，总统府立刻乞求各报勿登），今日有数十人来津哀求，吾尚未应之，然大约不能终隐，生成苦命无如何也”。面对这样的阵势，梁也只好表示：“在义在势皆不能辞。”并且无可奈何地说：“生为今日之中国人，安得有泰适之望，如我者则更无所逃避矣。”（同上，668～669页）
梁启超是个感情胜过理智的人，也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在顺境中或情绪激动时，往往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而遇到挫折或心境不佳时，又容易灰心丧气，表现得很消极。但他又是个自觉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负有责任的人，所以，他的内心常常就显得很纠结。他回国之初，国会选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竞争异常激烈，舞弊、贿选的现象很普遍，操纵选举、雇人投票，甚至军警到场百般威胁，种种违法乱纪之事层出不穷，各地还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这些都给了梁启超很大刺激，使他对国事、党事都深感失望。他在回国两个月后就向女儿令娴倾诉：“吾昨夕因得须磨（日本地名，康有为住此地）书，烦躁异常，又见国事不可收拾，种种可愤可恨之事，日接于耳目，肠如涫汤，不能自制几欲东渡月余，谢绝一切，以自苏息也，大抵居此五浊恶世，惟有雍乐之家庭，庶少得退步耳。吾实厌此社会，吾常念居东之乐也。”（同上，第662页）由此也可以看出，梁启超骨子里还是个文人士大夫，脑子里有时想的还是“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那一套。一月二十六日（3月3日）是他四十一岁生日，京津诸友为他祝寿于天津孙家花园，说好不谈国事。但二十八日（5日）他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忍不住又说到“国内种种棼乱腐败情状”，为此他忧愤不已，痛言：“笔安能罄，公立所言，殆未能尽其万一，吾在此日与妖魔周旋，此何可耐，要之无论何路，皆行不通，而又不能不行，此所以为苦也。”（同上，663～6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