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消极的情绪直接影响到他对三党合并的态度，最初他以为三党合并已大概就绪，却没想到落实起来还有这么多的难处。他的性情中常有一些天真烂漫或涉世不深的单纯，这种性情，作为朋友也许很难得，但作为一党领袖、政治家，有时就显得很幼稚，看不到事情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袁世凯则非常直接，他不容梁启超消极、悲观，而主动伸出援手。他在4月8日国会开幕之后，明显加快了督促三党合并的步伐。4月25日，三党正式签订了合并组织进步党的协议书。5月29日下午，三党在京党员举行全体大会，宣布进步党正式成立。31日，《申报》专门报道了此事：
昨日进步党成立会到千五百余人，梁任公、孙武、王印川并有演说，秩序甚整。并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为理事。（民国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申报》北京专电，见《梁启超年谱长编》，670页）
进步党的成立最终使袁世凯与梁启超的政治联盟既成事实。在民国初年政治动荡的局势下，梁启超选择支持袁世凯，固然有他对中国命运的长远考虑。就在三党商谈合并期间，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于4月14日在北京万生园（今北京动物园旧址）宴请本党参众两院的议员，与会者三百余人。梁启超发表了题为《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的演说，时间长达三个小时。他开门见山告诫本党同志：“故为国民者，不可不洞察世界形势，以求知本国所处之地位为何等；为政党员者，不可不洞察国中形势，以求知本党所处之地位为何等。”这两条也是梁启超确定其政治方针和策略的出发点。他接下来就说到了共和党的立党之本及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他说：
共和党所以设立之故，凡以欲改良政治，此我党员所同知也。然一年以来，国中有二大势力，常为政治改良之梗者，一曰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二曰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我共和党既以改良政治为惟一之职志，非将此两种势力排而去之，则目的终不可得达。虽然，彼腐败派之势力，乃积数百年来历史之遗传，在专制政体之下，当然不能免者。辛亥革命于国中他种善良习惯，多所革去，独此腐败官僚之势力，曾未能动其毫末。其根深蒂固也既若彼。至于乱暴派之势力，则又自革命后，以新贵族之资格浡然而兴，国中凶戾狡黠之徒，相率依草附木攀龙附凤以扬其波，其炙手可热也又若此。质而言之，则以中国现在社会恶浊乖戾之空气，实最适于彼两派之发育。此如久酸之醯（醋）宜产蛆蚋；积霉之莽，应丛蛇蝎。以嘉鱼游酸醯之甕，以祥麟入霉莽之林，安见其能生存者哉？然则以适者生存优胜劣败之理衡之，彼腐败与暴乱两派，在现在中国社会空气中，实为适者而宜优胜；而与彼两派立于反对之地位者，实为不适而宜劣败。我共和党人，既不愿随逐腐败，又不愿附和乱暴，以此种不识时务不合时宜之党，在理实难得生存之余地，遑论发达？不宁惟是，我共和党非徒消极的不肯随逐腐败附和乱暴而已，更积极的欲矫正腐败裁抑乱暴。介于两大之间而毅然与之相抗，此无异奋螳臂以挡车毂，捧坏（疑为抔）土以塞孟津，不自量至于此极。自问亦良觉可笑。然我共和党同人，犹戮力进取而不辞者，诚确见夫腐败与乱暴两派之势力一日不消灭，则政治一日不能改良；此两派势力多存一分，即国家元气多断丧一分，驯至非陷国家于灭亡焉而不止。吾侪为良心所责备，所驱遣，乃不得不毅然决然，奋微力以当大敌。故地位之艰钜（巨）困衡，未有过于我共和党者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18～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