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宣统三年（1911年）的九、十月间。当时，南北双方组成了议和代表团，南方独立、光复各省的首席代表是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北方袁世凯的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字少川）。他们二人不仅是广东省广州府同乡（伍是新会人，唐是香山即今中山人），而且都曾担任清政府的部院大臣，是同僚。他们于十月十八日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按照袁世凯的设想，谈判应以君主立宪为底线。这期间，梁启超曾派罗瘿公等人多次与袁世凯接洽，传达其主张，并了解袁的态度。罗瘿公十月三日致信梁启超，还转述袁的话说：“我总抱定十九条宗旨；我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此时亦无可改变。”（《梁启超年谱长编》，567页）这里所谓“十九条”，即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为应付武昌起义而由清政府颁布的立宪纲领。不过，南方革命党既以推翻帝制，推翻满清为目标，对这些也就不屑一顾。其代表伍廷芳在谈判开始前便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北方必须首先承认民主共和制，否则会谈没有进行的必要。唐绍仪赶紧请示袁世凯，提出了国体问题可留待召集国民会议时表决的主张。经过一番权衡，南方代表勉强同意了北方代表的这一建议。
不久，对于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双方又发生了严重分歧。十一月十二日（12月3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的前一天，唐绍仪给袁世凯发了一封密电，其中讲道：“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初经提出国会决议一策，当亦全体反对。多方设法，方能有此结果。今北方议论既成反对，而连日会议所定条款，宫保又不承认，怡等才识庸懦，奉职无状，自明日起，不敢再莅会场。”（《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334页）他的这封电报说明，开始提出国体问题留待召集国民会议时表决，南北双方都不接受，经多方设法，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但议到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袁世凯却又不予承认，他只好提出辞职，退出谈判。
袁世凯此举自有其理由。要知道，按照唐绍仪和伍廷芳商定的这个办法，南方将以十四省对北方八省，这样一来，不待开会，北方的劣势则已成定局。所以，他当即通电声明不承认这个协议，并指责唐绍仪的行为超越了谈判代表的职权范围，迫使唐绍仪发表辞职通电。当时，袁世凯的心理活动颇有些微妙之处。第二天，也就是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改称中华民国元年。虽然，孙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革命党曾与袁世凯达成过默契，只要他正式宣布赞成共和，就同意推举他为大总统。孙中山也曾在就职前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担任”，实际上是“虚位以待”。（《孙中山年谱长编》，605页）但孙的就职仍让他感到一丝不快。这时，唐绍仪却又自作主张，同意了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老朋友的孟浪也让他很不满意。就在这一天，还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人发表联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二是清政府驻外使节由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领衔，电请清帝退位。（《武夫当国》第一册，104～105页）这两件事都是袁世凯在背后策划的。一方面，他要使清政府相信，他和北洋军是拥护皇上，捍卫皇室利益的；另一方面，他也向革命党暗示，他并不一定站在清政府一边，但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手上还有北洋军可以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