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大约是徐仁录告诉康有为的。不管他是否见到了袁世凯，事实上，他都没能摸到袁世凯的底。以袁世凯的老谋深算，对付一个阅历甚浅的年轻人，岂不绰绰有余！但康有为这边却按照他们的理解在行动。“先是为徐学士（徐致靖）草折荐袁，请召见加官优奖之，又交复生递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同上，58页）徐致靖所上《密保统兵大员折》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当日，光绪皇帝就发了上谕：“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戊戌百日志》，464页）二十九日，袁世凯抵京，八月一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并下谕嘉奖，命袁世凯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而就在前一天（关于此次密诏的颁发时间，各书记载不同，有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多种说法，这里采用赵炳麟所录，根据了汤志钧先生的意见），光绪皇帝交由杨锐带出了给他和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京卿的第一道密诏，另有赐给康有为的密诏，亦由杨锐带出。到了初二日，光绪皇帝明发上谕催促康有为迅速出京，又赐第二道密诏，由林旭带出，令其速往上海，以待“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同上，555页）这一天，袁世凯“谢恩召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上笑谕：‘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并令其初五日请训。次日初三，袁世凯就接到荣禄电令，要他速回天津备战，以防英军来犯。当天傍晚，谭嗣同到法华寺去见袁世凯，向他介绍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徐致靖、林旭等人商议的救皇上的全部计划，并请他在天津阅兵时出手搭救皇上。袁世凯亦表示：“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又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梁启超年谱长编》，142页）初五日晨，袁世凯请训，再次被召见，听说还奉有光绪皇帝的密诏。第二天的《国闻报》报道了袁世凯回天津的行踪：
练兵大臣袁慰庭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钟火车，至下午三点钟到津圣安棚，茶座在火车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同上，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