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章太炎与梁启超在思想感情、政治主张、革命方略诸多方面的分歧， 都发生在戊戌政变之后，源于政变流血的刺激。冯自由讲过，政变发生之后，康、 梁亡命日本，章太炎也在日本诗人山根虎雄的帮助下，逃往台湾避难。在台湾的时候， 他曾经"著一文忠告康、梁，劝其脱离清室，谓以少通洋务之孙文，尚知辨别种族， 高谈革命，君等列身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可惜等语"。（《章太炎年谱 长编》，73 ～ 74 页）意思就是说，连稍通洋务的孙中山都知道满汉的分别，主张革 命，你们身为知识分子，反而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太可惜了。
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与章太炎的看法确实不同。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梁启超为其同学徐勤的新书《中国夷狄辨》作序，开篇就说 ："自宋以后，儒者持 攘夷之论日益盛，而夷患亦日益烈，情见势绌，极于今日，而彼嚣然自大者，且日 哓哓而未有止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48 页）在他看来，一些儒生"攘夷" 攘了一千年，夷未见攘，夷患倒是越来越严重了。持"攘夷"论调的人，都以《春秋》 为根据，所谓《春秋》大义。章太炎在其《自定年谱》中讲道："架阁有蒋之（良骐）《东华录》，尝窃窥之，见戴名世、吕留良、曾静事，甚不平，因念《春秋》贱夷狄 之旨，先君不知也。"（《章太炎年谱长编》，5 页）其《口授少年事迹笔记》也讲到， 他在少年时代就从外祖父那里接受了"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教训，"排满 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他说："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夫之）、顾亭林（炎武）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 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 ：'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 ：'今不 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 而不显耳。"（同上）1906 年 6 月，章太炎出狱，同盟会派人接他，东赴日本，在东 京留学生组织的欢迎会上，他发表演说，讲到他的经历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 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 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 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章太炎政 论选集》，269 页）
与章太炎不同，梁启超幼年从祖父那里接受的熏陶和教育，则偏重于忠义、节烈。他家所在的茶坑村，离厓山不远，南宋末年，这里曾经上演过非常悲壮的一幕： 蒙古铁骑一路追杀，将南宋小朝廷逼到此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面对波涛汹涌 的大海，誓死抗元的陆秀夫先将妻子推入海中，然后自己背着小皇帝赵昺投海自杀。 后来，人们在厓山之下建了慈元殿，专门奉祀帝、后及死节诸臣。陈白沙、陈独漉 等文士学人都曾题诗于此。明朝成化年间，这里修建了大忠祠，祭祀抗元牺牲的文 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位忠臣，陈白沙为此撰写门联 ：宇宙万年无此事，春秋一 例昉诸公。此后，厓山还陆续修建了忠义坛、全节庙，祭祀宋元时期的忠义、节烈 之士。祖父梁维清便经常在这些场所给儿孙们讲述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缅怀亡 国之痛，张扬民族气节。梁启超从小就感受到这样一种境界与情怀，这为他始终不 渝的爱国情操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底色。但他并没有因此觉悟到"种族革命思想"。在当地，影响最大的还是陈白沙，他与王守仁非常相似，直接从陆九渊那里继承了"心即理"的思想，强调道德修养的功夫。在陈白沙看来，立身之道就在于"正心"，也就是陆九渊所说的"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国夷狄，知有善恶，知有是非， 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陆九渊集》，转引自《新会梁氏 ：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11 页）在这种道德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基本上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谦谦君子形象，他不缺少激情和勇气，但观念中没有"夷夏 之大防"的所谓满汉之分。特别是在师从康有为以后，接受了康氏的经今文学，以及"三世三统"的理论，以世界大同为最高理想，当然不认为仇满排满便可以救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