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在梁家几个子女中是较少让梁启超操心的，这也许和他的性格中沉着稳 重、善解人意的特质不无关系，再有就是，他的恋爱、婚姻少有波折。夫人李福曼 是李蕙仙的侄女，也就是他的表妹，比他小三岁，八岁以后一直住在梁家，与他可 谓青梅竹马。1930 年，梁思永从哈佛学成归来，李福曼也从燕京大学毕业，长期的 感情积累，使得他们的结合如水到渠成。梁思永是梁启超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所生的 第一个孩子，光绪三十年（1904 年）十月七日出生于上海，成长于日本，1913 年随全家一起回国，1915 年与思成一起进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3 年 5 月"国耻 纪念日"这天，他与思成在南长街被陆军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翻。所幸思永只受到 一点轻伤，很快就复元了。这年夏天，思永从清华毕业，考取哈佛大学，主攻考古 及人类学。
梁思永选择考古及人类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方向，显然也是受到了父亲潜移 默化的影响。梁启超的学问，按照他在《三十自述》中的说法，早年好段、王训诂 之学，"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甚至一度想要放弃科举考试， 专注于此。师从康有为以后，所授乃陆王心学，以及史学和西学，从而接通了梁氏 家学中得自陈献章的熏陶，强调"义理"的传统，所以，梁启超的学问带有调和汉 宋，把"义理"和"考据"结合起来的特点。虽然他很少研究甲骨学、考古学，但他所开创的"新史学"，却强调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不限于书本和文献，还强调实迹、 口碑和古物的价值，其中就讲到野外的发现和古器物的发现。他注重"史前时代" 的研究，引进了西方考古学的历史分期概念，认为中国的史前史也应该包括新石器 和旧石器两个时期，并经历了石器、铜器、铁器的进化。这些都在事实上影响着梁 思永对所学专业的选择。梁启超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希望思永学成之后能留在他 的身边做助手，因为，"我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同上，25 页），在这件 事上，他很需要儿子的帮助。
不过，梁启超绝非一个"自私"的人，为儿子的前途考虑，也为中国考古事业 的未来考虑，他还是积极地帮助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1926 年底，他听说李济 和袁复礼要去山西发掘西阴村遗址，力主思永回国参加发掘工作。他多次写信给思 永和李济，为他们穿针引线。他告诉远在美国的思永："李济之（李济）现在山西乡下， 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立刻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 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你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 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家里景况，对于这一点点钱还担任得起也。"（《际遇- 梁启超家书》，204 页）虽然由于社会政治动乱，梁思永最终没有成行，但梁启超却 担负起向他通报现场发掘情况的义务。1927 年 1 月 10 日，他又致信思永，为他回 国实习作了具体安排 ："关于你回国一年的事情，今天已经和济之仔细商量。他说 可采掘的地方是多极了，但时局不靖，几乎寸步难行，不敢保今年秋间能否一定有 机会出去。……但有一样，现在所掘得 76 箱东西整理研究便须莫大的工作。你回 来后看时局如何，若可出去，他们便约你结伴 ；若不能出去，你便在清华帮他整理 研究。两者任居其一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云云。"（《新会梁氏 ：梁启超家族 的文化史》，402 页）于是，这一年的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回来了。他在国内工作了 大约一年，第二年九月，在梁启超的坚持下，思永回到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他的学业。
思永回国后，曾以清华研究院导师梁启超助教的身份开展工作，还兼任古物陈 列所审查员和故宫博物院审查员。这期间，他参加了由李济主持的西阴村发掘资料 的整理、研究工作，并写成《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第一次将西阴村的考古收获以英文公布于世。这篇论文使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在此之前，梁启超还曾听说"有一帮瑞典考古学家要大举往新疆发掘"的消息，觉得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自家承担经费，也一定要让思永加入进去。他说 ："我想你这回去能够有大发现固属莫大之幸，即不然，跟着欧洲著名学者作一度冒险吃 苦的旅行，学得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于终身学问有大益的。"（《际遇-梁启超家书》，27 页）他兴奋得第二天就要进城去找那个叫"斯温哈丁"（斯文·赫定）的人商议，把路线日期计算清楚，甚至想到让清华发电报给哈佛校长，要求给思永 提前放假。由于斯文·赫定一行很快就要出发，他的这番计划又没能实现，但思永 回国以后，仍然给他带来了很多快乐。他对思顺们说："思永每次回家和我谈谈学问， 都极有趣。我想再过几年，你们都回来，我们不必外求，将就家里人每星期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已经不知多快乐了。"（同上，7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