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24日，庇隆当选总统。他的党稳稳地获得了55％的选票。庇隆的胜利打破了所有传统的政治格局。在就职之前六天，他重新被列入现役军人，并被任命为准将。6月4日他向两个议会宣誓之后，就前往政府宫。穿着崭新的将军服，腰间挂着伟大的圣马丁军刀的复制品，身上佩戴着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蓝白两色绶带，爱娃的丈夫终于觉得少年壮志已酬，对自己成为的人物充满了自信。
就职仪式在玫瑰宫的白厅里举行。仪仗队头戴筒状帽，身穿法国帝国时代式样的军服，靠墙而立。庇隆鲜红的准将肩章上的金饰带闪闪发光。大厅皇红色的制服紧挨着蓝色的制服。外交官们的勋章和大绶带与神职人员紫色和金色的长袍交相辉映。新贵妇们崭新的首饰光彩夺目。卸任总统法莱尔老泪纵横，把权力徽章交给庇隆并和他拥抱。
爱娃眼睛里含着晶莹的泪水，嘴唇上露出得意的微笑，心里暗自充满激情，站在庇隆身旁。她将采取什么态度呢她在回忆录里说明道：“这个基本事实使我下定了决心……我可以做一个与其他妇女一样的总统妻子。这是一个容易而又惬意的任务：只需举行招待会，接受别人的敬意，遵从礼仪……可是庇隆教我要避免走老路，所以我不能接受这个容易的角色。在我还是普通小学生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永远都不会演这种可笑的沙龙喜剧角色。我天生不是干这个的，一直看不起这类表演。况且，我丈夫不仅是阿根廷最高的显贵，而且是他的人民的领袖。像他一样，我也是双重角色。一方面，我是爱娃·庇隆，总统的妻子，举办出色的招待会，主持盛大晚会的女主人。另一方面，我是爱薇塔，人民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的爱薇塔……每年有几天我是爱娃·庇隆，这个任务我完成得很好。其他时间，我是爱薇塔，是人民在庇隆身边的使者。这个任务完成起来很困难，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我不谈爱娃·庇隆，因为我对她没有多少兴趣；我要大谈爱薇塔，并非出于虚荣心，而是让人们通过她更好地了解‘无衫汉’们。
因此，爱娃选择了扮演政治角色。当庇隆搬进玫瑰宫的总统办公室时，她把自己的总部设在相距不远的劳动和社会事务部。两个人都日出即起，七点钟之前用早餐，八点整到达办公室。暂时，爱薇塔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也不领任何工资。下午一点她叫人把她送到玫瑰宫，在那里等待庇隆半个钟头后吃午饭。午休之后，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或九点钟。
在劳动部，爱娃身边有很多工人和社会事务方面的专家。她每周一、三、五接待来访，仔细倾听每个来访者陈诉苦情。爱娃不再是庇隆的情妇，而是总统的妻子。她要所有与他合作的人都以“你”相称，对那些觉得自己属于领导阶级的人她不信任。她让大家每天必须工作十五个小时，用凭直觉挑选的少数法国和意大利青年人充实她的班子。所有人都赞赏她，投身于她的战斗。她对他们要求很高。爱娃具有一种本能和实用主义，使得她能找到简单的办法解决复杂的问题。她的决定都是瞬间作出的。她选择伊莎贝尔·埃恩斯特做自己的助手。这是一位年轻的小学教师，善于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解决工会问题。
在丈夫就职两周之后，她跑进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豪华的商店，买了不少衣裙、皮大衣，还买了三十来件戒指、胸针、手镯和项链。在社会事务部，她身边有一批私人顾问。她以他们为起点组织了异乎寻常的公众慈善活动和庇隆主义宣传活动。直到她去世，这类活动才停止。
有一个最令人奇怪的现象：在这六年期间，爱娃走遍全国，不知疲倦地发表演说，居然没有任何一个“无衫汉”想到要责备美丽的爱薇塔穿着皮大衣、浑身上下珠光宝气。她以一贯的胆量挡住别人的批评，每次演说总以同一句话开头：“不久前，我穿得像你们一样!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不久你们就会穿得像我一样。”于是，一切顺利!
正如许多女历史学家注意到的，爱娃·庇隆为妇女的选举权和阿根廷的男女平等而斗争。她很快被赋予了稍许少于庇隆的权力，每天狂热地工作十五六个钟头。她专横、急躁，对交谈者态度恶劣，令人恐惧。她决定负责行政官员的任命和工会问题，恣意羞辱、侮辱她不喜欢或不再喜欢的人。她常常表现得非常粗暴。贵族们憎恨她，她也憎恨贵族。在《我活着的理由》一书里，她猛烈地抨击世界妇女。在她看来，社会生活没有目的，一切都是表象，充满了卑劣、平庸和谎言。“对妇女们来讲，人生就是要扮演一个愚蠢可笑的角色。”她永远不可能在贵族阶层里得到承认，她对他们恨得要死。到处都有人害怕爱娃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视她为女冒险家，可是其他人——穷人们，则把她视为“救星”。
全国到处都挂着她的巨幅画像，电台播送她的所有讲话，报刊上充斥着她的照片，报道她在为幼稚园、养老院和医院剪彩。她每周有三天接见成群结队的流浪者，分发给他们钞票(都是仔细预备的全新的、对折的钞票)，给他们好食物，甚至给他们房子住……她实现着自己的梦想：在阿根廷贵族阶级妇女自己的地盘上，即慈善事业领域征服她们的心。几个月之间，她就获得了极大的民望。她本能地找到了打动卑贱者们心灵的方法，所使用的只有三件武器：行动、形象和同情。
她对群众的巨大影响很快具有了威慑力。开着罗尔斯牌轿车，涂指甲油，她像是来自一个无法企及的世界，可是她那亲切的语言却不可思议地顽强，还有她那总是敞开门的办公室，使人们信赖这个非常亲切、非常慈善的女性形象。在十分天主教的阿根廷，爱娃可能被人们真诚地视为降临人世间的圣母马利亚。有些决定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在她的犹太女友安娜玛丽·海利奇的建议下，她经过争取，使得两千五百名犹太人的居住证合法化，而他们之中有半数是非法进入阿根廷的。她自己宣布自己是妇女和“无衫汉”们的施恩者，因为她认为失业者、流离失所者、寡妇、鳏夫、单身母亲、穷人再也不应该是被遗弃的人。
爱娃观察到，甚至在庇隆主义的立法者中间也存在惰性。这件事刺激了她，使她加倍显示出自己的活力，向这些拖后腿的堡垒进行斗争。她不顾礼仪规则，毫不犹豫地频繁约谈议员们，让他们加速通过各项法律。有一天她突然闯进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当时正在讨论一项计划。她放肆无礼的话令每个与会者震惊得目瞪口呆： “喂，孩子们，我们得赶快啊!”爱娃的种种主张虽然被讽刺为天真的和乌托邦式的，但比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领先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二者只有这样一个差别：爱娃强调妇女的特性，把它作为捍卫妇女权益和特权的工具。她这样断言道： “我们与男人不一样。男人们可以独自生活，我们不行。我们需要一个伴侣，一个绝对的伴侣。我们感觉需要的是给予多于接受。”她的承诺产生的成果是1947年9月23日通过的法律(确切地应称为“爱薇塔法”)。其第一条就规定，阿根廷妇女与阿根廷男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并承担同样的义务。
爱娃代表了所有家庭主妇和女佣的梦想，尽管她穿着华丽的衣裙，有一个英俊的丈夫，并且身边尽是制服闪闪发光的人。家庭主妇和女佣们开始称她“爱薇塔”。而她自称为“爱薇塔同志”，这似乎就使她与这些妇女融为了一体，使她们可以分享她的财富和光彩。在偏远地区，一些农妇沿着泥泞的路步行数公里，赶来看她乘坐的列车经过。这些纯朴的妇女可能从来没有进过电影院、从来没有见过一台收音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铺地毯的房间甚至一架楼梯、从来没有见过一位穿着如此华丽的年轻女子，在她们心目中，爱娃所代表的绝不止是一位灰姑娘的梦想!
然而，她仍然懂得打谦虚这张牌。她说：“我只不过是庇隆将军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合作者之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我只不过是与这位伟大的爱国者一起工作，为我们国家创造辉煌未来的一个女人……”可是她以如此充沛的精力、忘我精神和十足的信心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使人感到她的谦虚不合时宜。再说，她的成功大部分应归功于她的自信，她从来不担心自己会显得可笑。她似乎觉得自己的能力是无限的，所以她认为自己选择的任何角色都是现实的。她扮演没有头脑的女主人，拿一片纸条胡乱写上总统府的地址交给来访的大使夫人，以免大使夫人忘了给她写信，而在说了不合时宜的话或者想跑到卧室里去找一块丝绸衣料送给一位女友时，她会像一个淘气的女孩子一样挠鼻子。她同样善于扮演年轻实业家的角色——去参加银行家、记者和工会代表的会议，后面跟着一大群秘书，她冲他们嚷道：“喂，孩子们!快点啊!”或者扮演一个很会关心人的年轻妻子的角色，将一块披肩披在大名鼎鼎、年纪比她大很多的丈夫肩头。她根据自己面对什么样的公众选择什么样的角色，而且全身心地把它扮演好，有时难免会有些夸张而露出破绽，但即使这时她对自己可能也是诚实的。
当然，她有点过分地顾及外貌。她可能是20世纪感觉到形象与话语相结合的魅力的头一个女人。有人恶意议论她那出自名师之手的数百套衣裙、鞋子、皮大衣和珠宝首饰。而她呢，她决计让自己快乐，并让人家知道。作为第一夫人，她聘用了一位私人摄影师，亲自修饰自己的照片，每天用自己的照片登满所有报纸。一天之中每次接待客人时，她都要换服饰、换首饰甚至换发型，只是把两层的发髻保留到盛大的场合。实际上，记者们对她这个人都趋之若鹜，报刊对她都忠心耿耿，所有报刊，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日报《新闻报》。于是，《新闻报》就注定要消失。至于对阿根廷尚存的一点言论自由如此粗暴的侵犯在世界上引发的丑闻，那算得了什么!
受到约束的《新闻报》重新出版了，在头版刊登了该报一直不予理睬的爱娃·庇隆的照片。如果需要，她每天会换二十次服饰。她无处不在，监视着一切，不要命地工作，但总是表现自己。这位女演员没有甘拜下风，永远不会甘拜下风。在官方的平台上，在麦克风前，她把位置全让给她的男人。私下里她双手抱着他。而“当庇隆泄气时，我就朝他屁股上狠狠踢一脚，让他振作起来”。有一天她这样披露道。因为她具有巾帼英雄的素质。她全心全意相信庇隆的思想，相信他的“社会公正主义”。 “我没法说我最爱的是什么：是庇隆还是他的事业。”庇隆娶了她，她百无禁忌，把头发染成金黄色使自己像圣母马利亚，梳着严格的卷筒式发髻，穿鸡爪状花纹的衣裙，佩戴细珍珠项链，穿貂皮大衣，坐敞篷小汽车。可是，她没有忘记穷人，没有忘记她的贫穷。她需要庇隆帮助实行她的改革思想。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她!
